“新基建”成风口,浪潮拔得头筹的底气在哪?

摘要:当前疫情是比非典更为严重的悲剧,但也要看到这是一场全球治理模式的“分水岭”,疫情相当于给工业4.0泄露了考题。

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过,“中国经济最精彩的地方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和角色。”过去,各地政府之间比拼的是招商引资及为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环境的基础建设,如今地方政府之间正拉开“新基建”百舸争流的帷幕。

所谓“新基建”就是中国率先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其中包括5G、光伏电网及特高压、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车及充电桩、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与以往侧重城市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不同的是,更突出了数据化、高质量、云端化、智能化的特征。不难看出的是,在这场拥抱数字化升级的浪潮之中,地方政府仍然是牵头的主角。当然,政府须首先建设成“数字政府”,并且把辖区内城市打造成为“智慧城市”,才能纲目并举。

若大家从“智慧城市”维度来看,“新基建”所划重点的行业实际上是最终打造城市管理超级大脑的一个个“函项”。最近,重庆市作为中央定调“新基建”后的第一批抢先行动的直辖市,启动“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项目公开招标,最终经过严苛的评审,浪潮脱颖而出成功中标。

去年,智博会时阿星曾前往山城重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座城市对以“ABCD”为主的智能科技的拥抱热情,即使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并且能够感受到他们把重庆建成中国云计算中心、数字政府样板方面一直在快马加鞭。当前全国处在疫情攻坚战紧要关头,对智慧城市建设紧迫性、实用性、便民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今各地政府其实也是一场疫情防控、长期治理能力体系的赛跑,核心比拼的就是“智慧城市”储备、搭建、应用能力,重庆“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的营建方案或许正是也是各地政府所希望得到的。

智慧城市离不开互联网巨头参与,胜负手是政务云运营能力

怎么理解“智慧城市”呢?简单的说,就是政府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实现城市各个重要功能模块和关键领域数据的可视化,反映出城市运行实际状况,通过“数字中台”高效的运营,最终提升整个城市的管理水平,通俗的讲,我们也可以叫做“现代城市的智慧大脑”。

就跟一个企业要打造自己的智慧大脑(AI)一样,需要打通各个部分的数据,让所有组织成员数据在线化,最终要提升业务效率,构建智慧城市的确是一个比之更加庞杂、多元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也绝不是哪个地方政府或者哪个企业单独可以完成的。

我们的政府尽管拥有80%有效的社会大数据,这包括公民身份数据、社保医疗数据、交通大数据、教育机构大数据、地区企业纳税数据、楼市住宅数据、银行贷款数据、城市安防数据、刑侦数据等等,但是这些大数据分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保管,这就需要有以云数据、大数据业务基因的“新型互联网公司”构建一个平台来把这些数据“云端化”,进行分门别类并且有效“结构化”、“互通化”,可以随时调取方便市民或政府公务人员使用,这其中的数据权限、数据安全、数据流通,都需要对政务云业务有足够的认知和技术沉淀才能胜任。

可肯定的是,一个地方区域的智慧城市的搭建需要政府与互联网公司一起合作完成,基本采用的是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搭建。国内有实力构建智慧城市的互联网巨头屈指可数——浪潮、阿里、腾讯、华为、平安,限于篇幅,不妨一一了解其为政府合作搭建智慧城市平台的路径。

华为以5G基建为突破口,通过ICT技术构建终端感知层、数字平台、智慧应用场景等于一体的万物互联系统,2019年华为在长沙、东莞等地中标成功。

(▲华为智慧城市理念模型)

阿里巴巴是以电商生态、物流生态以及阿里云服务中小企业公有云上的市场地位为优势,来与地方政府、生态合作伙伴一起为地方政府搭建“ET城市大脑”。阿里巴巴在去年下半年获得杭州、拉萨、天津、雄安新区、浙江、九江、珠海横琴新区等项目招标。

腾讯智慧城市是腾讯云业务在B端拓展的延伸,尤其是微信政务小程序是政府所青睐的便民应用,目前腾讯云通过“数字广东”搭建逐渐形成了各行业厂商方案的集成,并依靠其流量优势提供为一些地方政府提供城市综合服务平台。

平安是一家以保险为核心业务不断扩展金融业态的巨头,其AI领域技术能辅助其多元化业务升级,逐步成为金融+科技的双引擎之一,平安也构建了“1+N”的智慧城市云体系方案。

不难看出,无论是以to B业务为主、还是to C业务起家的科技巨头都在抢滩智慧城市,这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招标选择,仔细比较发现,他们都有明确的业务基因驱动,有的从纯商业的角度不一定能够成为政府适合的业务抓手,毕竟智慧城市应用首先应当是补齐政府现有工作一些短板,提升便民公共服务质量,而非追求酷炫。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城一地的“数字命脉”所在,在筛选运营商时前提是一定要知根知底、绝对忠诚可靠,同时也必须有足够能力、经验才能胜任。阿星认为,政务数据中心平台才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部分,而智慧城市最终用起来好不好,是由政府的职能发挥比如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市政管理、便民服务、宏观调控等领导与组织作用能否在数字世界得到更高效运转说了算;至于硬件和技术的层面,可以交由智慧城市运营商去做集成。

近年来,浪潮凭借在云服务、大数据方面的技术积累和沉淀,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领域频频发力、表现不俗。首先,在云服务方面,浪潮有着深厚的积累,浪潮云是国内政务云市场领导者,截至目前连续五年蝉联政务云第一位,为180+政府提供云计算服务,位居中国数字政府大数据市场占有率第二位,以此为前提才能够构建起智慧城市运营平台。近年来,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领域,浪潮也有着亮眼的表现,早在2017年就提出“智慧城市运营商”的理念,经过3年多的发展,浪潮已经根据城市定位、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模的不同,形成具有针对性顶层规划方案,支持省会城市、特色城市、国家级新区、县级城市、特色小镇等多层次城市/城区智慧化转型,目前已在30+城市落地,其中,2019年浪潮承建的智慧泉城入选“智慧城市十大样板工程”。笔者还记得,浪潮云还是重庆“渝快办”应用以及重庆“政府业务中心”(GOP)的承建方,因而浪潮中标“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也可以说水到渠成。

重庆如何建设智慧城市项目,将为全国积累宝贵的经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一次“突击考试”,没有任何“数字政府”准备工作的地区相当于是“裸考”,基本是靠蒙眼抓阄或挨户排查模式进行;而已经打通各部门数据并且搭建起了与老百姓之间城市服务平台的地方政府则心中有“数”,面前有“智慧指挥室看板”,可以“一屏知天下”,遇事不慌不乱,这其中的决策效果可谓天渊之别。

当然,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我国当前没有在突击考试没有拿下满分(由于医护工作者忘我鏖战和社会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还算是尖子),暴露了此前智慧城市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智慧城市建设在东中西部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只能靠各省各地之间暂时隔绝交通往来阻止病毒扩散;各区域、各部门、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缺乏常态机制;在落实到基层农村、社区、单位等社会“神经末梢”上没有能及时派上用场等。

因此,在疫情之下中标的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项目(一期)可以充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阿星有幸在网上翻阅了相关浪潮中标信息发现,重庆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项目按照“135”(“1”个智能中枢、“3”大支撑体系、5大智能创新应用)总体架构,建设内容包括“新型智慧城市总体架构展示”、“智慧名城建设关键支撑要素展现”、“城市运行态势展示”、“城市专题应用展示”、“城市监测预警分析系统”、“城市指挥调度系统”、“标准规范”等53个功能点,这其中每一个功能点又细分了多个工作模块,这刷新了我对智慧城市所需要的大数据的认知,从侧面印证智慧城市入局的高技术门槛、须全面协调的工作量以及构建难度。

此外,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平台运用城市信息模型、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对接各类业务应用系统,全面呈现城市运行综合态势,感知城市运行风险和发展趋势,对经济、民生、安全、交通、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实现分模块展现,形成重庆的“城市仪表盘”,是推进各类政务服务信息汇总统计分析,展示总体态势、运行情况、办公提醒和领域专题信息的“管理驾驶舱”。

不难看出,重庆市的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着眼长远、实用、全面推行城市的智能化,即使面临非常时期、极限考验依然能“聪明”运转。我们丝毫不必担心,在疫情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全国各地掀起建设“智慧城市”高潮,而重庆已经提供标杆,在落地之后的经验可能给其他各地政府拿去结合本地实践情况“抄作业”。

疫情给了我们更深入理解智慧城市规律和趋势的机会

当前疫情是比非典更为严重的悲剧,但也要看到这是一场全球治理模式的“分水岭”,疫情相当于给工业4.0泄露了考题。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互联网、云计算计算参与在疫情防控之中会有什么后果,显然,停留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在线化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推动“人工智能”时代在远程医疗、智能安防、远程AI教育、智慧社区、智慧企业、城市物联网等方面的深入,智慧城市与这些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渗透之间实际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智慧城市能够推动这些部分更加协调,更加高效运转,同时,各个部分升级也将使整体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因此,智慧城市建设站在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之前,需要从城市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维度上洞察和把握其发展趋势,因此智慧城市在各地推进的潮流将浩浩荡荡。

首先是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一种“群治思维”而非是“精英思维”,智慧城市实际上是摆脱靠某一个或者某一群人自上而下的头脑决策,实际上,智慧城市所构建各个数据化的社会感知元件,在“自下而上”链接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信息、数据,最终汇聚多方智慧,这种重视“底层力量”和社会多元化声音的底色,使得智慧城市不仅使政府运作更加透明化、也激发更多企业、机构、公众的参与热情。

其次,打造智慧城市就是打造“数字政府”,通过新型互联网公司赋能的“数治能力”来最终增强政府的服务和施政能力。以“智慧泉城”建设为例,济南市改变了过去依靠政府投资建设智慧城市的老路子,构建起政府充分授权、市场化运作、政府购买服务的运营体系,与浪潮合资成立市场化的运营公司——智慧泉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智慧泉城规划、建设、投资、运营主体,形成了完整的政府协调、政企互动的推进机制,建成智慧泉城运行管理中心和城市大数据平台并投入使用,政务、交通、医疗等各领域的应用也逐步成熟,智慧泉城建设成果荣获巴塞罗那全球智慧城市大会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奖,由“济南样板”跃升为“世界样板”。

最后,智慧城市并非只是单纯的城市化建设的升级,而是整个“数字中国”的建设,这当然包含了广袤的农村地区,离不开“城乡均治”。这其实不难理解,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除了中心城区以外,还包括了郊区以及待开发的农村地区,而城市本身又是全省经济中心对于周边农村人口又有很强辐射作用。这场疫情将在更深层次上让人们集体反思片面提升“城镇化”进程可能造成的“大城市病”,著名学者温铁军认为,疫情之下广大农村地区能在非常时期快速区格化并自给自足、实际上为疫情控制赢得了对抗风险的“战略纵深”和稳定大盘。这对于在推进智慧城市构建过程之中尊重农村的生存方式及新农村建设有巨大的启示,经济学家陈平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很多地方的数字化互联网化加上农业文明,本身是一种更宜人、更生态的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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