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的创业故事:开除,抢救,众叛亲离……

摘要:最烦躁的阶段,他特别想学弘一法师,斩断一切人世情缘,出家当和尚去。但他也只是想想罢了,晚上辗转反侧,白天如履薄冰,本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宿命。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阴的一户农村家庭。他小时候身体不好,母亲养鸡,每个月都要杀只鸡给他补身体,从出生到大学,吃了200多只鸡,这几年全民流行吃鸡,其实俞老师30年前就吃了。

俞敏洪曾经历两次高考失败,到第三年,终于靠死记硬背考上北大英语系。母亲高兴疯了,掏出家底大办酒席。江阴农村办席标配是八菜一汤,称之为“八大碗席”,俞母则要每桌24个菜,办出了方圆几十里村庄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酒席。

1980年的夏末,俞敏洪挑着老家的被子到北大报道,浑身散发着一种江阴历史名人徐霞客的气质,人见人称“土鳖”。他说一口流利的江阴普通话,除了“俞敏洪”三个字,没人听得懂在说什么。第一次开班会,他磕磕绊绊地进行自我介绍,班长直接听火了,打断他说:同学,你能不能不要说日语!

这位班长名叫王强,是当时北大艺术团的团长、学校广播站站长,女生们都把他当偶像。就凭这点,俞敏洪对他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在他眼里,阁下王强就是那个风流人物。王强有个著名的癖好,就是买书。每月仅有的二十二元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他有六万本书,因为书太多,家中根本没有办法下脚。 俞敏洪也有个著名的癖好,就是爱哭。一晚上能连哭两场,最负盛名的两哭,一哭班里讨论事情,自己插不了嘴。二哭大学最丑的女生收到了情书,就是他写的,但他还是被拒绝了。

为攒人缘,俞敏洪把宿舍打水、扫地的活,一个人全包了,甘愿做同学们的杂役。 80年代的人都写诗,一个大学生只要说自己是写诗的,姑娘们立马颅内高潮。譬如60分长相的晓松老师,90年代流浪到厦大,摸进了人家女生宿舍,就说了句“我是写诗的”,姑娘们非但没将他扭送派出所,还用酒精灯煲粥给他喝,怕不够香还在粥里加桂花。这等好事,俞敏洪是想风流,可风流不想他。 为了摆脱土气,吸引姑娘,俞敏洪也学着把自己包装成诗人,前前后后写了700多首诗。他不仅写诗,还办过三期短命的诗刊。当时去找北大团委文化部申请,负责人叫徐小平,爽快答应,两人就此相交。徐小平最大的癖好是睡觉,任何时间地点,能15秒入睡,自称“我睡,故我在。” 在徐小平的支持下,俞敏洪把诗一直写到大三,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女生的青睐,却意外得到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年他染上肺结核,肺部有三个洞,由此得一绰号:“三洞诗人”。三洞诗人为了养病,休学一年,这期间他写信给王强,说自己想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想请他帮忙借一本。王强不仅没帮俞敏洪借书,还给他回了一封十几页的信,核心大意是: 你现在还不配读莎士比亚,省省吧。 俞敏洪年轻时

1985年,俞敏洪毕业。全班50个同学,49个出国留学,剩下的那个,就是他。 王强去了美国,攻读计算机硕士。徐小平去了加拿大,攻读音乐系硕士。俞敏洪眼巴巴地也想出国,但限于贫穷,只好在北大留校任教,一个礼拜授课八节,月薪120。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美国大学四年的学费,他要工作222年才能赚够。他这时已经结婚,这点钱别说出国,连养家都不够,老婆天天没事就骂他窝囊废。失望的俞敏洪,一把火烧了自己所有的诗稿。 俞敏洪的老婆,是当年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系花。以前俞敏洪为了追她,天天尾随她到图书馆,花了三个月才找到机会搭讪,约到她出去划船,地点在北大外圆明园的福海,那里水域辽阔、人烟稀少。 年轻时的俞敏洪特别渴望爱情,做梦都想有个女朋友,为了爱情,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天俞敏洪把系花哄上船,拼命把船划到湖中心,然后突然说:你得做我女朋友,要不答应,就把你推下去淹死。

 这一段,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和杜鹃情景再现过。不同的是,电影里,杜鹃宁死不屈,直接跳水了。现实里,系花后来变成了俞敏洪的女朋友,大学一毕业以后就变成了他的老婆,到今天为止一直都是他的老婆。 1989年,公共英语教育发展迅猛,俞敏洪在老婆的鞭策下,开始出外私授英语课。赚得些外快,就给家里买鱼。之前他家里只能吃两块钱一斤的死鱼,挣钱后,终于吃上了七块钱一斤的活鱼。俞敏洪看着老婆喝着活鱼做的汤,都想把鱼骨头也吃了。 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外头下着大雨,北大的广播里播报一则消息:俞敏洪老师因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现决定开除。 那时俞敏洪的家住在北大宿舍楼16号楼三层一间9平米的房子,大喇叭离他家特近,播音员的声音特响,像是贴着他的耳朵喊。这个广播在学校了连播了三天,处分在公告栏里锁了一个多月。俞敏洪被喊炸毛了,要知道,北大曾经规定过,对教师的处分不准公开的。

在北大过去20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把老师的处分播大喇叭的情况。 翌年,28岁的俞敏洪离开北大,索性下海。夫妻二人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套桌椅,成立了夫妻店“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俞敏洪每天上午骑自行车出去,拎着浆糊桶,在海淀区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挨个贴小广告。 培训班刚开始没学生报名,俞敏洪就开免费讲座。贴完电线杆小广告,就在中关村的违章建筑里等着,因为是免费,来了三百个学生。人太多,怕后面的学生听不清,俞敏洪就站在一个汽油桶上讲。他伫立在北京的寒风里,讲得慷慨激昂,刚给人炖完鸡汤,又给人打上鸡血,还没感动学生,自己就先哭一步,单调而乏味。 后来有一个星期六,突然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扔下学费,1000多块钱。一天的功夫,就是俞敏洪在北大四个月的工资。夫妻二人晚上回家,闭门数钱,一大堆毛毛块块,一口气连数三遍。 那是个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对俞敏洪来说,电线杆、汽油桶就是他的因特耐特。80年代末,那些野蛮生长的草台班子,是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真刀真枪拼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

1992年春,俞敏洪的广告员又出去贴广告,刚拎出浆糊,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广告员过来,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三刀。俞敏洪想着出来混,不认识点局里的人真不行,就找到处理这事的警察,硬拉着请人吃饭。饭局当天,一共五人,要了4瓶高度五粮液。 俞敏洪演讲还可以,但跟北京警察对不上牙口,为了掩饰尴尬,不停劝酒喝酒。他又内心紧张,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直接失去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结果拉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 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 俞敏洪的酒量,归功于他的酒鬼父亲。父亲从小带着他摸鱼,摸回来的鱼虾泥鳅,淘洗干净,一煎一炸,打两斤七八毛钱的劣质白干,父子对饮。就是俞敏洪刚下海挣钱这年,父亲去世,一辈子没喝过儿子买的好酒。俞敏洪后来每次上坟,都要带瓶酒浇在父亲坟头上。 那天,抢救活过来的俞敏洪,醒来第一句就是,我不干了,然后又哭了。

哭够了,喊累了,晚上7点还有课,夹着上课件上课去了,嗯,真香。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新东方刚起步的时候,第一天进账100块钱,俞敏洪特地把两个老师叫到家里发工资,指着老师说:你40,你40,剩下都是我的,以后这么分。两个老师高兴坏了,心想这个老板这么傻,以后日子有指望了。 还没高兴完,第二天赚了1000块钱,俞敏洪又把两个老师叫到家里发工资,老师兴高采烈地来了,俞敏洪指着他们说:你40,你40,剩下都是我的,以后这么分。 1995年,新东方发展到一万个学生,俞敏洪成了最早的千万富翁。他的钞票都是用麻袋装,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就扛着一麻袋钞票到公司,在办公桌上堆成一座小山。 有一次市政建设,规划要把新东方前面两根电线杆拆了。老俞一看急了,自己全靠这电线杆广告发家,硬是不让拆,自掏7万腰包,把两根电线杆保住。末了,他抱着电线杆,感叹道:有钱真好。 一般来说,暴发户都有补偿心理,以前穷日子过久了,翻身后就忍不住可劲炫富。成龙出身贫寒,后来熬出头,一夜赚入千万港币,当即提着50万,一口气买七块钻石名表,全往胳膊上套。这俞敏洪炫富,比成龙大哥只高不低,他钱不存银行,也不买基金,老大摇大摆地用麻袋往家扛。 后来有天晚上回家,楼道里突然闪出两个壮小伙,一前一后把他夹住,往他胳膊就是一针。

俞敏洪醒来时,自己被捆成个粽子,他先跳到客厅,用下巴磕110报警,一直磕不准。恰好朋友来电,他赶紧呼救,然后就昏死过去了。送到急救中心,诊断书上写着“随时有死亡危险”,俞敏洪命大,第二天就revive了,医生说:那一针给你推的是大象的麻醉剂,一般人必死无疑,你居然没死,肯定抗麻醉体质吧。 俞敏洪很开心,用手比划:我能喝一斤半白酒。 冥冥之中,父亲从小给他锻炼出来的好酒量,又救了他一次命。那次俞敏洪家里被劫了200万现金和一部摄像机,作案的是熟人,前后共绑架过7人,其余6人全部被杀,只有俞敏洪1人生还。俞敏洪后来感叹:强盗不懂我。我不心疼那被劫的钱,就心疼那部摄像机,里头有女儿一到三岁的成长记录,我愿意花两百万,再把那盘磁带赎回来。  俞老师酒量惊人

90年代下半叶,俞敏洪为把新东方做大做强,想到大学时的两个偶像,王强和徐小平。当时徐小平在加拿大,读完音乐硕士就失业,各处打零工,洗盘子送外卖,求生存,没发展。他自己形容:除了生了两个孩子,一事无成。俞敏洪带了一万美金,邀请徐小平一起回国干。徐小平听说新东方已收入千万,心动不已,立即行动,卷铺盖回国。 俞敏洪找完了徐小平,又去美国找王强。出发前,特意穿了一件重金买的皮夹克,两个大方口袋,上面是翻毛。他就是想炫耀一下,但是王强一看,就笑了:太土了,土得让我都感觉无地自容。 王强带着俞敏洪到校园散步,一会儿就有美国学生过来问,这不是北京的俞老师嘛?王强才知道,俞敏洪是真成了。当时王强已经读完了计算机硕士,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工作,拿着7万美金的年薪,过得不瘟不火。俞敏洪告诉王强,我在北京办了新东方学校。王强说:我做噩梦都没想到你还能办学校,你怎么看都像培训学校办的对象。

 1996年,王强也回国了。俞敏洪和徐小平买了束花,去首都机场接他,三人在机场兴奋地拥抱。一到车里,俞敏洪刚一拧火,王强突然扔出一句:老俞,今天我和小平一无所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的比你好,你能接受吗? 车里的氛围,顿时无比尴尬。俞敏洪沉默了片刻,说:当然,让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大学就好像买一个火车月台票,只是给你有机会进月台,但是上哪班车,去哪个方向,到哪一站下车,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刚开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兜兜转转,又都同坐上了新东方这班列车。

2000年,新东方发展成“三驾马车”的合伙制。俞敏洪负责托福考试,徐小平负责签证咨询,王强负责英语口语。那时正好处在中国人出国的高潮时期,新东方的市场半径延伸至全国20多座城市,新东方像龙卷风一样赚钱,年收入增加到3亿元。连后来人民熟悉的罗永浩老师,都给俞敏洪写了万字求职信,一心想挤上新东方这条快车,只不过他后来中途下车,走儒雅随和,幽默风趣路线了。 到2002年,新东方的学生达到35万人次,相当于九个满员集团军。一时间,教师队伍里的百万富翁批量诞生。在外界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只有中国才能产生的神话。

 

新东方“三驾马车”

新东方的合伙制,类似《水浒》的水泊梁山,一群人占个山头打天下,大口吃肉,大秤分银,全凭性情做事,没有规章制度。当规模越大,内部冲突就越大。 第一次董事会时,俞敏洪刚宣布开会,徐小平就怒了,说你不懂怎么开会。说着两人吵起来,俞敏洪摔门而去。20分钟后,临时学习了董事会的议事章程,重新返回会议室。但没说几句,两人连带董事会都吵起来,董事会开成了俞敏洪批判大会。他们批判的方式,就是动不动拍桌子,冲俞敏洪吼:农民、土鳖! 有一次在外地,徐小平因为和俞敏洪吵架,有场万人的学生讲座,直接赌气说不来了。

俞敏洪也气疯了,在董事会上说:要么我走,要么他走,你们投票决定! 对于王强来说,他主张一切以规则为准,最无法容忍俞敏洪的家族式管理。当时新东方的管理层员工,基本都是俞敏洪的老婆、老妈、姐夫,七大姑八大姨等。这些家族成员,以俞母为首,无视公司结构,连保洁员都要指挥董事会。伟大战略艺术家李云龙先生形容当时的新东方:全乱套了,全乱套了,整个晋西北都打成一锅粥了。

俞敏洪的亲戚平日各种胡搅蛮缠,俞敏洪只要一管,立马就拉来俞母撑腰,冲俞敏洪吼道:俞敏洪,你好大的胆,亲戚来新东方帮你做事,你竟敢如此无礼! 1997年夏天,一天午饭,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在包间吃饭,又听见外面俞母又哭又闹,很多人劝不住。王强看不下去了,冲俞敏洪说: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俞敏洪似有所悟,抻了抻西服,正了正领带,昂首挺胸走出去,大伙用期待的眼神等待着。俞敏洪见母亲坐那一面骂,一面哭,走到跟前,喊了声“妈——”,然后当着一大堆人的面,膝盖一软,噗通跪下了。王强看得心脏都要爆掉,偏不吃这一套,对原则绝不让步,规定教学区不准抽烟,第一个罚的就是俞敏洪的母亲。 在新东方发展到全国各地都有分校后,各种业绩划分成了问题,俞敏洪开始打算进行股份制改革。徐小平非常反对,直接带领内部教师进行抗议。俞敏洪气得抓狂,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 2002年到2004年,在王强、徐小平和小股东们的要求下,俞敏洪不再参加董事会和总裁会,每天夹着课件去给学生们上课,而王强他们开始轮流当董事长。

一年多,股东们轮流体会完当老大的滋味,没人愿意干了,俞敏洪又被请了回来。 俞、王、徐三人,没有一个懂资本市场,不知道什么是IPO,什么是市盈率,整天只懂批判,不懂建设。三人关起门来在屋里吵,坐上飞机去外地吵,搬出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吵得天翻地覆。吵得实在没办法,就请国际著名咨询公司来当仲裁。咨询公司旁听两三个月,连话都插不上,回去报告说: 这里的人很奇怪,一说话就特别爱哭,一哭就互相指责。 俞敏洪爱哭,经常一哭就是半个钟头,他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我把好朋友都叫回来一起创业,最后弄到这个地步,大家互相恶语相向,打架打到最后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了,友情全特么都没了。  2004年,徐小平、俞敏洪、王强(从左到右)参加北大校庆

2006年,新东方迎来历史性时刻,在纽约敲钟上市。俞、王、徐三人吵归吵,但一致赞同上市。一旦上市,股东们迅速能身价过亿。按照当时的股票收盘价,俞敏洪的身价相当于27亿人民币。如果把这些钱装订成《朗文词典》那么厚的书,够开一家书店。 上市之后,徐小平每天开完会就没事干,特无聊,隐隐约约他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不久后,王强、徐小平退出董事会,离开新东方,“三驾马车”就此解体。三人之前积累的那么多的矛盾,终于说散就散了。 人生很多事,都印证了金庸说的,“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归根结底,世间的活人,驾驭不了地老天荒,每个人都是打你全世界路过。 离开王强和徐小平之后,新东方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平庸,一切都是时势使然。

自这年开始,中国也迎来了资本的盛宴,股市狂飙直升。当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只有13家,都是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央企,新东方作为首家赴美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让俞敏洪倍感骄傲,美国小风一吹,头发蹭长。 但在他的身后,资本也开始天翻地覆。所有人都怕被时代丢下,疯狂追赶下一个时代。2007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量一共410家,到2008年,就增加到562家。平均每两天半,就有一家中国民营公司上市,上市就像企业家去美国赶集一样。

只用了两年时间,俞敏洪的当初所有的骄傲都变得一地鸡毛。 到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超过6000家。也就是这一年,创立才3年的拼多多完成上市。而到2019年,瑞幸则刷新纪录,从创立到上市,仅仅只用了1年。 至此,谁谁谁上市,已经丝毫不奇怪了。上市变成了所有企业家的追求,上市变成了企业家给自己编造的梦。夜深人静时,俞敏洪常坐在办公室听着萨克斯独奏,日子过得百无聊赖,枯燥乏味,他恢复了往日的三洞诗人气质: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所有得意,只是赶上好时代而已。 俞敏洪这人长期失眠,枕边常年摆一排安眠药。

最烦躁的阶段,他特别想学弘一法师,斩断一切人世情缘,出家当和尚去。但他也只是想想罢了,晚上辗转反侧,白天如履薄冰,本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宿命。 在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的身上,也能看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命运。他们历经传统的兄弟结义的小农经济状态,到后来的家族制、合伙制、股份制,以及海外上市的现代企业制。这三十年中发生了太多剧烈的冲突和动荡,现实比电影中更真实、更复杂、更残酷。这一份经验,包含着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当中,嵌入兄弟情、骨肉情的经验与代价。 在《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里,三位主角觉得,做企业只有在纽交所撞钟,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后来俞敏洪说:你撞一百次世界也不会尊重你的,你如果真正地做了合法的并且是确实是有意义的生意,世界才能尊重你。

2010年,俞敏洪打电话给王强,问他能不能考虑考虑,再回到新东方的董事会。王强说:老俞,这十几年,我不想折磨你了,我在新东方问心无愧做的所有事,几乎没有保留,挥洒了我十几年的才华和激情。我想现在就算了,我该休息了。 第二年,徐小平和王强自立门户,合伙创立了“真格基金”。用徐小平的话说,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走到你面前只要区区两三百万,你没有理由不给他。徐小平常做的事,就是见面两分钟,给钱几百万。 兄弟三人,各有各的道,也挺好。《三国》里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其实朋友也是这样,有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聚,有时为不同的目标而散。只是人散了,情还在。 现在,很少看到俞、王、许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三人各忙各的。但俞敏洪一听到王强说最近读什么书还是感到紧张,会赶紧补上,还在微博里写下感受,用来消除内心三十年的陈年自卑。徐小平说,离开俞敏洪后,他有两三年的时间过得很黑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急哭了,因为俞敏洪不带他玩了。他说:以前骂完俞敏洪,我就回家睡觉了,睡不着是老俞的事,现在自己做了老大,失眠的是我。 2013年,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剧本是徐小平写的,故事完全以他和俞敏洪、王强为原型。俞敏洪一直都不赞成拍这部电影,但徐小平一发话,还是跑来出席了首映礼,调侃了句:我们三人打架,打得比电影里凶多了。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参加《中国合伙人》首映王强一个人去电影院看完这部电影,晚上睡不着一大早又去看了一遍,说边看边回想,我们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他和徐小平在采访中常说起对俞敏洪的感恩,但又从不当俞敏洪的面讲,老男人跟老男人谈感情,他说不出口。 两人还偶尔回去帮俞敏洪开讲座,不管俞敏洪在业界是多么偶像级的人物,但在他们眼里,都还是“呕像”,偶尔发消息给对方,偶尔约出来见面,不谈公务,就聊点闲天,还是以讽刺挖苦为乐。 三人虽然吵过闹过,但毕竟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这些年也都各自经历了风风雨雨,几个老男人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矫情。 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的书桌上,都放着同样一张照片。那是当年他们三人去扬州旅行时拍的,三人搭着肩膀,三张年轻的面孔,微笑着凝视前方,定格着他们仨在新东方相爱相杀的青春。  王强没事就看看这张照片,说:当有一天我们三个人都痴呆的时候,走在长城脚下的时候,周围没有人,我们坐在一个树影婆娑的底下,我们可能彼此尽管痴呆了,但是觉得对方怎么那么熟悉,原来是前生可能见过的人,而且我们一定做过一件什么事,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反正那个事呢,就一直到生命的终点。文中观点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本文为 品途商业评论(https://www.pintu360.com)转载作品,作者: 牛皮明明,责编:邢通。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品途商业评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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