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为中国而战

摘要: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不同于西欧早期的资本家,他们创办企业不单纯是由于利益的刺激,其中有些人甚至主要不是由于利益的刺激,而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也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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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8日,民国规模最大的葬礼,在上海举行。

已经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844—1916),走得风风光光。为了这场葬礼,盛氏家族斥资30万大洋,出殡仪仗队长达2500多米,用了64名杠夫抬棺。

盛宣怀去世后,他的夫人庄氏决定为老头子举办一场世纪葬礼。庄氏说,老头子一辈子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许多事情,自己却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两个要点:第一,老头子一生为大清累死累活,要让皇帝的抬棺班子,来为他抬棺;第二,老头子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出殡队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钱不是问题,就是要把葬礼做大,做出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效果。

当天,整个上海几乎倾城出动,争睹这场世纪葬礼。出殡队伍所经马路,两旁的商铺全部停业,纷纷搭棚设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时的三倍还不止。

盛宣怀大出丧,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1920年代,“上海滩地皮大王”周扶九出丧,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有的说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上海市民普遍评价,远不及盛宣怀那次。

时代在变化,但葬礼作为一个“大人物”最后高光时刻的表现形式,从未改变。

尽管早在民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被后世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新的商业巨子早已崛起。但他们所走的道路,跟这名前辈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怀的葬礼,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风光中落幕了,接下来的路,会怎样呢?

盛宣怀的葬礼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与“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迥异,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晚清在“自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

但是,这批军事企业办着办着,变成了财政的无底洞。

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军工企业资本投入不足,主导的洋务派这才想到工业化、资本与市场的联系。

于是,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

李鸿章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人物,但实际上,他在经济事业上的成就,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

晚清有一批实干家,并非由传统的科举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务、商战等实践的摔打中成长起来。

1870年,26岁的秀才盛宣怀在三次乡试落榜后,进了父亲的同榜进士、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他不是纨绔子弟,很快就显露出才干和胆识。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以及企业应以盈利为主的经营原则。

28岁时,盛宣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他得到李鸿章的好评,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好使。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操盘手,两人紧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

在随后的30年间,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擘。他先后兴办、创造了10余个“中国第一”的企业,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这其中包括: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正因为这些成就,盛宣怀在后来赢得了“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美誉。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业家,就像李鸿章所说的,盛宣怀“欲办大事,兼作高官”。终其一生,盛宣怀基本上是沿着以“办大事”作资本,从而达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们可以看到,盛宣怀创办的企业,在立足之初,可以凭借国家津贴的底气,与外商同类企业进行价格战,并取得胜利,实现盈利。而必要的时候,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以“联夷制夷”的名义,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

1900年,当清廷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却没有响应最高统治者的号召,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之中;而是作为枢纽人物,串联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与列强缔结了“东南互保”的和平条约。

就大清的权力中枢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还获得清廷奖赏,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怀主导“东南互保”的公心。因为东南战事一启,他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实业,势必毁于一旦;而这些实业,不仅关乎他的身家,更关乎他的仕途,是他借以步入帝国政坛高官序列的资本。

东南互保的成功,从大的方面讲,是帝国离心力强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权威的结果;从小的方面讲,则是盛宣怀等帝国官商群体为了保持个人利益、不愿作出牺牲的反映。

结果恰如盛宣怀所谋划的,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业企业,在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后十年,他的的官阶扶摇直上。从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邮传部尚书。清皇族内阁成立,他又以邮传部大臣领国务院之衔。

清朝最终“死”于铁路建设,这是盛宣怀预料不到的。在他权位的最高峰时,他掌管了全国的铁路权。

中国本应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当时有外商拟在中国修筑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拒绝了:“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要有一条铁路的话,它必须是属于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企业。”这一非正式表态,很长时间内上升为大清的国家政策。但是,清政府无力自建,也不让外资进入,致使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长时期建立不起来。

盛宣怀跟李鸿章还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领导的邮传部发起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筹建,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导致修路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清廷不得已决定收回商民股权,改由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

可以看出来,这是盛宣怀“联夷制夷”、为我所用的习惯性招数。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他随即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然而,这一次,因为针对商民的股权赔偿计划迟迟未出台,“卖国”的谣言不胫而走,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连带催生了武昌起义。

盛宣怀的政治生涯,至此画上句号。他被清廷推出来作为替罪羊,褫夺了官职,还要绞杀他,吓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国,民国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动产还给了他。

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坐拥1100多万两白银资产的巨富盛宣怀,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在遗嘱里,他将全部资产均分为两半,一半用于社会公益,一半分给子孙。

临死前,他对儿子们说,他有几个遗憾,一个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亲一样考取功名,另一个是一生办洋务,却未曾去过欧美。

就在盛宣怀去世与风光大葬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教科书所说的“黄金时代”。据学者估计,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3.4%。

盛宣怀着西装像(1912年摄于日本)

盛宣怀在世时,对他的评价就出现了明显的撕裂。状元实业家张謇的评语颇不客气:“盛宣怀的为人,虽稍有才具,但不顾大局,全无国家观念。”

办实业,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升迁和企业利润,这种格局,张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岁的张謇迎来人生转折点。这年,甲午战争爆发,也是慈禧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考取了状元,成为翰林院编修。这个南通贫寒子弟,人到中年,终于实现了阶层跃升。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整个帝国溃烂的秘密。

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适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积水里迎接太后,一个个被淋成落汤鸡,连七八十岁的老臣都在水里接驾。可是,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都不回。张謇看后,整个人很难过,他问自己:“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应该做的么?”

中日两国正在开战赌国运,而帝国高官匍匐在权力脚下,毫无尊严。难怪我们会打输?人都没有尊严,国家怎么有尊严?

张謇果断弃官,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张謇

当时流行“商战”,中国人办企业就是要和列强展开经济战,这是国家之间的隐形战争。

1895年,张謇在家乡筹办大生纱厂。过程并不顺利,招股融资极为困难,逼得他只能上街卖字筹钱。最后不得已,求助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集资,历时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产。

大生纱厂虽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经营管理。这是张謇独创的企业模式,叫做“绅领商办”,区别于盛宣怀的“官商合办”模式。

随后的15年间,大生纱厂获净利约540万两,是一战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纱厂。

作为企业家,张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并非办厂赚钱。他奋斗的目标是“实业救国”,希望以自己的实践,搭建起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国的社会基本面貌。

用他的话说,这是他毕生信奉的两个主义:经济上的“棉铁主义”,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义”。

他的产业链条无限延伸:

为了增加棉花来源,1900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

为了解决棉籽出路,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

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1904年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为了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1906年办了资生铁冶厂……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发展的典型工业区,作为全国可以效仿建设的样板。

他又像重视实业一样,重视教育,办起了从幼稚园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还先后办起了许多在当时中国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业和事业,兴办了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气象台、医院、公园……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个近代化的南通。

一个理想主义的爱国实业家,终因承担了过重的社会责任,使得他的企业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团债台高筑,债务达906万两,被债权人上海财团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岁的张謇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的三哥俯身对他耳语:“你来有所自,去有所归,我看时机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罢。”张謇听后,微微颔首,闭目离世。

张謇虽然最后失败了,历史还是铭记住这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正如胡适所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张謇的产业之一:大生纱厂和码头

张謇考中状元那年,28岁的周学熙,在安徽省乡试中考了个举人,分配到浙江当个小官。日后,周学熙成为中国北方实业崛起的扛把子,与张謇一起,被人誉为“南张北周”。

不过,两人出身截然不同。张謇来自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而周学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学熙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涉足实业,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他后来投入袁世凯幕下,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父与袁世凯关系很好。

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把周学熙调到天津,督办直隶银元局。周学熙带领团队日夜加班加点,只用了70天就让造币厂开工生产,稳定了庚子事变后纷乱的金融局势。袁世凯大为赞赏,称他为“当代奇才”,从此一切工业建设都委托给他办理。

周学熙由此成为袁世凯经济事业的操盘手,如同当年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操盘手。

周学熙

周学熙应时而动,创办了周氏资本集团的龙头企业——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以此为起点,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相继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业已形成了一个包括重工业、轻纺工业、民用企事业及金融银行业等20余个门类的企业集团。

1912年后,周学熙更是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期间,他提出“振兴实业”计划,着手保护工商产业,希望从9亿元的国家预算中划拨1亿元,作为资助10种新兴事业的专款。他确信,这个计划能够实行,中国的富强就有希望。

可惜,因为政局突变,他的“振兴实业”计划未能实行。

形势比人强,这是他第二次强烈感受到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力。

上一次,是在清末。八国联军侵华后,英国人趁机攫取了开平煤矿的产权,周学熙十分愤慨,发誓要将之收回。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他实施了“以滦制开”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再开办一个规模大10倍的滦州煤矿,想通过价格战拖垮开平,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开平与滦州,两座煤矿的缠斗,是清末轰动中外的一个“商战”案例。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已意识到国家间的经济战争关乎国之存亡,但真刀真枪与洋商正面刚,并且不落下风的,周学熙算是第一人。他因此被誉为“商战先锋”。

就在英商快要扛不住,同意将开平煤矿交还中方,而周学熙把“赎款”从270万英镑砍到178万英镑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局势逆转。滦州煤矿的股东害怕股权被革命夺走,竟然反过来由英商做主,将滦州煤矿并入开平煤矿,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

周学熙功亏一篑,只得痛苦地接受了商战失败的结局。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他坚决地推辞了。

国不强,商不立。这是开滦商战的惨痛教训。终其一生,周学熙未能实现收回开平煤矿的心愿。

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从英商手中收归国有,周学熙却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滦州煤矿

1883年,当盛宣怀在中国实业界叱咤风云的时候,在湖南长沙,一个名叫范旭东的男娃才来到人间。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参与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流亡日本,顺便把弟弟带过去留学。

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范旭东随即回国,立志于发展中国化学工业。

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起,中国在轻重工业的所有领域,都处于学习、追赶和填补空白的阶段。大到一艘轮船,小到一根火柴,从无到有,都希望生产出“民族工业替代品”,与洋货相抗衡。每当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抵制洋货、支持国货的呼声就特别强烈,这成为那几代实业家的压力与机遇。

范旭东构建中国的化学工业体系,是从一个生产精盐的公司做起的。1914年,他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很快就研制成功,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在此之前,中国许多地方产盐,氯化钠含量连50%都达不到,被西方人讥笑为“食土”。精盐市场则被外商垄断。

久大公司的精盐,纯度高达90%以上,一推出来,却遭到内外商的联合围剿。中国的盐业市场,向来实行专营制度,范旭东的入场,被庞大的利益集团视为搅局者。为此,地方军阀一度绑架了范旭东,在他当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的四处斡旋下,才被放回来。

无奈之下,久大公司通过湖南人杨度,给袁世凯送了两瓶精盐。袁世凯尝过后,说不错,直接给了久大公司5个口岸的销售权。久大精盐这才顺利进入长江流域市场。销量年年激增,从1万担,直到1936年,达到50万担的顶峰。

精盐市场获得成功后,范旭东进入制碱业。他曾到当时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参观,英国人嘲弄他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就好了。

1917年,范旭东创建永利制碱公司,陆续聘请了中国首个化学硕士陈调甫、哥伦比亚化学博士侯德榜等科学精英,历时将近十年,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质量合格的纯碱。期间,他用久大公司的利润,去补贴永利公司的研发,差点拖垮了久大公司,但他不后悔。英国卜内门公司一度出高价,要把永利公司收购了,范旭东很生气地说:“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也不出卖灵魂。”

永利纯碱研发成功后,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公认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范旭东的下一步,是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经过数年奔波,终于在1937年初建成南京硫酸铵厂,并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硫酸铵。

从范旭东的产业布局,不难看出,他的每一步都死磕西方的技术垄断行业,并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当第一批国产硫酸铵被生产出来时,他兴奋地在日记中说:“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这种心情,如今落力研发国产芯片的科学家,以后当能体会到。

范旭东

在范旭东身上,“实业救国”理念被他发挥到极致。他创办和掌管的企业,从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相反,他给企业制定了四大信条,无一涉及营收问题,而是以“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

他从不以个人在实业界的成功,去换取金钱和名利。蒋介石在1935年和1942年两次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都被他拒绝了:“立志毕生从事实业,决不做官。”熟悉范旭东的人,都说他“非生意人,乃一理想者”。

抗战全面爆发,范旭东的事业遭遇重大抉择。他毫不犹豫,将天津、南京等地的设备,能拆的都拆了,转运到大后方复产,不能运走的,宁可沉江,也不留给日本人。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与范旭东达成合作,范旭东斩钉截铁地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对于这些凝聚了自己二十余年心血的产业,范旭东的态度却丝毫不含糊:“宁举丧,不受奠仪。”

跟范旭东一样,面临国难,卢作孚也做出了毁家纾难的决定。

重庆合川人卢作孚,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毛泽东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这四人中,卢作孚的起点最低,他出身极其贫寒,以至于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以后都是通过自学成才、成功。

1926年,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以一条70.6吨小火轮起家,仅用10年时间便垄断了川江(长江宜昌至重庆段)航运,运输实力接近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官办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民国最著名的“船王”。

这个以爱国为己任的实业大亨,生前却几乎一文不名。他身兼许多实业的董事长,生活却极其简朴,曾被人当面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资,其余收入一概捐赠给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没有股份,后来还是友人凑了5000块钱,替他入股,才成为小小的股东,占股0.05%。住房是借的银行宿舍,家具是借民生公司的,以至于在自杀前留给妻子的遗书是:“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介绍而在公司安排进人员,无论是至亲好友还是什么人物,他都一律写上“苦无机会”加以拒绝。他的妻子到重庆市区去卖针线活儿,补贴家用,都要自己坐小轮和乘马车过去。

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长江下游的工厂、高校、研究机构必须内迁。卢作孚临危受命,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加入抢运。特别是在宜昌大撤退中,参加抢运的船只共24艘,民生公司占了22艘,他就此制定了一个40天内完成抢运任务的计划,使得运输工作有序地进行。后来,晏阳初称这次大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保住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基础。

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整个宜昌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117人牺牲,76人伤残。

卢作孚和范旭东,是民国一代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创办企业,以国家利益为上,不为个人谋取功名利禄,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产业帝国。两人因为共同的追求,而惺惺相惜。

卢作孚常对人说,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1937年8月,卢作孚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没住宾馆,而是住在范旭东家。当时人在天津的范旭东,把自己在南京的房子借给了卢作孚。

抗战后期,这两个实业巨子,不约而同在考虑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范旭东提出战后建设中国十大化工企业,蒋介石批示“原则可行”。卢作孚撰写《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指出经济要现代化、工业化,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思路。蒋介石与卢作孚面谈后,称他的经贸建议“颇有可采之处”。

然而,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不久,范旭东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终年62岁。1950年6月,卢作孚从香港返回北京。一年多后,在“三反”的狂潮中,他不堪莫须有的指摘,服药自杀,终年59岁。

一个时代结束了。

卢作孚

中国近代企业家群体,有几种类型,但最典型的,不过以上所述的三类:

第一类,以盛宣怀为代表,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他所创办的企业,无论何种形式,都属于官办企业。他的身份,官大于商。在他的衡量中,手中的实业,更多是其实现官场升迁的工具。他的个人资本,主要是投资到土地、房产、当铺等安全的传统行业,而不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工业企业当中。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必须肯定,如果没有盛宣怀一代的工业化开拓工作,就没有后来那些走得更远的实业家出现。

第二类,以“南张北周”为代表,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上的头面士绅,通常被称作“绅商型实业家”。他们与盛宣怀一代最大的不同在于,盛宣怀一生主要在追求当官,办企业仅是当官的阶梯;而“南张北周”的实业理想更纯粹,个人资产和盈利,也能投入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中。

当然,他们有更远大的社会抱负——改造国家,让名下的企业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功败垂成。

第三类,以范旭东、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型实业家。根据傅国涌《大商人》一书的描述,这类实业家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着更高的目标。

而他们的时代悲剧,是在企业的辉煌期,遭遇了战争与国难。他们为国家打赢漫长的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不同于西欧早期的资本家,他们创办企业不单纯是由于利益的刺激,其中有些人甚至主要不是由于利益的刺激,而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也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中国初期民族近代工业的兴办,从动机到集资、兴建、经营,都有明显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单纯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很难给予合理的解释。

这一点,恰是这些企业家最终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任何时代都不缺成功的企业家,但以救国为目标、不曾在国家困难时撤资跑路的企业家,才真正值得致敬。

资本可以没有国籍,但企业家有自己的祖国。在这个维度上观照,盛宣怀与范旭东、卢作孚之间,精神的价值,高下立判。

不同于以往对民国经济凋敝的认识,根据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吴承明的估算,1913—1920年间,中国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高达11.9%;1920—1936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维持在9.37%的高位,同期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也高达10.64%。

这是什么概念?横向对比一下:

美国在1912一1937年间,工业增长速度仅有2.6%,在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74一1890年间,工业增长率也只有5.2%;

英国在1921一1937年间,工业年增长率为2.2%,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51一1873年间增长率为3.3%;

德国工业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1921一1929年,年均增长率为7.1%。

可见,民国工业增长速度,不输于西方国家最好的工业发展时代。

假设再给当时的中国,20—30年的和平稳定发展时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工业代差应该可以填平。但历史的残酷,如同今日的现实,当世界陷入经济大衰退的背景里,国家之间只能在存量的世界中争夺优势地位,边缘者最早会成为被狩猎的对象。

二战的爆发,从根本上看,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恶果。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可以充当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上升为全球新霸主。而身陷危机无法自拔的德、意、日等国,则走上了战争掠夺的道路。中国不幸沦为战争裹挟的对象,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因此被打断。

如今复盘历史,当然备感惋惜,但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强者为王,你得自己去反抗,没有人会让着你。

从战争的结果看,中国的企业家是争气的。从盛宣怀的避战互保,到范旭东、卢作孚的毁家纾难,企业家培养出强烈的国家主义认同感,仅用了三四十年时间。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任何时代,一群成功企业家的志向,就可以决定这个时代的高度。

而我始终相信:实业救国,永不过时!

参考文献: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龚会莲:《变迁中的民国工业史(1912—1936)》,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信出版社,2008年

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周学熙:《周学熙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

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

刘重来:《卢作孚与范旭东何以成为患难之交》,《红岩春秋》,2015年第1期

方书生:《近代中国工业体系的萌芽与演化》,《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本文为 品途商业评论(https://www.pintu360.com)转载作品,作者: 最爱君,责编:邢通。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品途商业评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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