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6城跻身“万亿俱乐部” :济南西安未进入、东北集体缺席

摘要:“合肥过去面积很小,在发展机会上被南京一直压着,后来把巢湖合并过来,生态环境改善,投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更能发挥省会城市的作用。”张宝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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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程看,万亿城市队伍的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目前GDP超过8000亿的城市有一大批,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速保持7%~8%,很快就会过万亿。

“万亿俱乐部”正在不断扩容。

宁波和郑州2018年度GDP首次突破万亿元,至此,中国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已有16个,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无锡、长沙、宁波、郑州。

名单之外的城市也纷纷表明决心。“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产业发展拉动,用两到三年时间,让福州的GDP突破万亿,跻身‘万亿俱乐部’,城市综合实力再上一个新台阶。”近日,福州市委书记王宁对媒体表示。

不仅是福州,GDP超过8000亿的佛山、济南、西安、东莞、合肥、南通等城市,也在候选名单上,这些城市都将进入“万亿俱乐部”作为近期发展目标。

这场单一指标的城市竞赛,看上去简单粗暴,却越来越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指挥棒”。

万亿的意味

“万亿GDP,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和发展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9000多亿和万亿从经济意义上差别不大,但它是一个标志。”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6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96.97亿元,是中国内地第一个GDP突破万亿元的城市。2008年,北京GDP破万亿。两年后,广州GDP超过万亿。2011年,深圳、天津、苏州、重庆4城的GDP也进入了万亿行列。武汉、成都在2014年跻身“万亿俱乐部”,杭州、南京和青岛、无锡和长沙的GDP依次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过万亿。宁波和郑州则成为2018年万亿俱乐部的新成员。

从进程看,万亿城市队伍的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目前GDP超过8000亿的城市有一大批,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速保持7%~8%,很快就会过万亿。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看来,万亿元是一个城市规模的边界,代表城市的能级和规模达到了新高度,“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城市,城市是经济的主要产出区。城市的规模越大、能级越高,代表国家的整体实力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9.58%。“经济中心完全在城市,城市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大。”胡刚认为,这表明了,当下中国已经进入到由数十个一、二线城市引领经济发展的阶段。

“以前大多是以省为发展单元,现在中国逐渐进入到城市时代,有一批一、二线城市发展速度很快,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借鉴,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胡刚说。

他举例,国内很多城市都会找到自己的竞争“参照系”,以“成对”的方式出现,比如北京和上海、杭州和南京、佛山和东莞、福州和厦门等。很多城市都关注自己是否会被对手城市赶超,进而产生压力,推动自身发展。

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也观察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中,除了企业竞争外,省与省竞争、城市之间竞争、县域之间竞争,甚至开发区之间也有竞争。

已经进入“万亿GDP俱乐部”的宁波时刻保持着危机感。“10年前南京落后宁波84亿,去年已高出宁波1858亿;武汉落后宁波210亿,去年已高出宁波3564亿;长沙落后宁波1091亿,去年已高出宁波343亿。”在2018年初,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在一次大会上列举各种数字,说明城市之间面临严酷的竞争压力,“我们稍有懈怠就会被赶超”。

东北缺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2018年制作了一个图表,总结了当年14个万亿城市的分布特征。他认为,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成渝地区所构成的菱形区域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张可云认为,这种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2019年宁波、郑州入围万亿城市,张可云现在回看当时总结的规律,发现仍然适用。

近些年,中国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提到,城镇化前期是小城镇主导城市发展,中期由大城市主导城市发展,后期则是由都市圈和城市群主导城市发展。

万亿GDP城市的分布验证了这种理论。16城中,11个城市集聚在三大城市群。成都、重庆、长沙、武汉和郑州,则是成渝、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城市。

“国家竞争更多表现为城市竞争,并且越来越演化为城市群竞争。在这种格局中,中心城市或龙头城市起着带头作用。因此,万亿GDP城市的崛起至关重要。”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万亿GDP城市和区域实力有密切联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苏南地区万亿城市多,有苏州、南京、无锡等城市,它们的发展跟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同样,佛山、东莞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珠三角一带的产业链带动。

“东部地区依然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东部率先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张可云通过万亿GDP城市分布,发现这个特征非常明显。

不过,这个格局正在悄然改变。陈耀认为,近些年中西部的发展势头相对较快,“这些年经济增速最快的几个省,前几名都在西部。投资增速最快的在中部地区,因为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在逐渐凸现,比如交通便捷、内部市场大等,中部几个省的经济份额在不断提高。”

以武汉为例,武汉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基础条件好,拥有众多科研院所和传统制造业,在2014年成为万亿GDP城市。但武汉的地位曾一度被弱化。彭智敏回忆,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武汉的地位在不断下降。2004年,国家实行“中部崛起”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武汉新一轮发展。目前,武汉自身实力不断恢复,区位和资源优势在逐渐显现。

接受采访的多位区域问题专家都提到,万亿GDP城市中,东北缺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地区的衰落程度,东北地区的城市集聚规模不大,带动作用有限,是东北地区在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可云说。

“区域基础如果没有发展起来,中心城市也很难发展。”胡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耀进一步解释,从发展经济学来看,发展就是结构演进的结果,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结构等。东北不少城市基础不错,但是城市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造成了城市的衰退、人口净流出、企业和投资人不断“撤退”,不能吸引要素资源进来,发展就会越来越困难。

省会城市崛起

一些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近些年发展亮眼,成为万亿城市中不可忽视的群体。

2008年前内地城市GDP排名中,武汉、成都分别排在第13、14位,郑州和长沙排在第22、23名,西安更是落在30名以外。

而201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武汉和成都的GDP排名上升到了第8、9位,GDP增速均超过8%,赶超杭州、无锡、青岛、佛山和宁波。长沙GDP增速为 8.5%,上升到第13名,郑州排名第16位,西安的经济总量也进入全国前20强。

彭智敏观察,近些年,中西部诸多省份都在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提高首位度,这正在成为中西部一些地方发展的策略。

以今年刚进入“万亿GDP俱乐部”的郑州为例,虽然拥有很好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但一直以重工业为支柱的郑州在过去发展并不起眼。

但是近几年,郑州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发展提速。2016年,郑州入选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发改委在同一年印发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到:把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提升城市群竞争的首要突破口,强化郑州对外开放门户功能……形成带动周边、辐射全国、联通国际的核心区域。

2011年,郑州引入富士康,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转折点。随后华为、中兴、OPPO、魅族等厂商落户郑州,形成产业集群。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大幅增长,电子信息产业成为郑州的主导产业之一。

2018年,郑州市外贸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占全省总额的70%以上,位居中部6省省会城市的第一位。“原来郑州外贸(水平)处于中间偏后,现在在中部区域遥遥领先,原因是举全省之力发展,还抓住了重大的机遇和项目。”彭智敏分析。

郑州在省内没有竞争对手,城市首位度极高。2018年,郑州GDP达10143.3亿元,而排名第二的洛阳,GDP只有4000多亿元。

同样是“一带一路”重点城市的西安目前也在冲刺万亿GDP。2018年,西安的经济总量首次突破8000亿元,进入全国前20强,8.2%的增速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也因此入围万亿俱乐部的后备军。

张宝通介绍,过去西安多央企和军工企业,而在最近两年,招商引资一直是西安市的头号工程,这两年招商的数额要比前几届领导在任时的招商额加起来还要多。2018年西安新登记市场主体突破了50万户。

在彭智敏看来,中西部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资源、高教、金融等要素主要集中在省会,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作用十分关键。

警惕“摊大饼”式扩张

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些城市冲刺万亿GDP、提升城市整体实力的做法。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莱芜市,将其划归济南市管辖。长期以来,省会济南的GDP在山东省内只能排第三,落后于青岛和烟台。2018年,济南仅以20多亿的微小差距勉强超越烟台。而在合并莱芜之后,济南GDP则超出烟台1000多亿元,达到8862.21亿元,距离万亿俱乐部又近了一步。

同样的例子还有西安。2017年,西安市代管陕西省内经济增速最快的西咸新区,新区内原来咸阳部分的GDP便纳入了西安。

对此类做法,彭智敏认为,用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城市影响力,是一种最简单的做法,有些投机取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数字游戏,一些城市做加法,而另一些城市做了减法,从更大的区域来看,没有实质变化。”

“有些城市的行政区划确实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可以适当调整,但这不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根本办法。”彭智敏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莱芜城市太小,发展不顺利,通过济南带动莱芜,有积极意义,不能完全否定。但是以此冲刺万亿GDP或者成为中心城市,并非最优解,“更好的方式是提高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优化区域间的合理分工。”

陈耀也认为,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不值得鼓励,一个城市的发展,最终还要靠内生增长动力,靠创新来带动。

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看法。张宝通是西咸一体化的首倡者之一,他认为行政区划调整符合中西部城市的实际。“长三角、珠三角的很多镇比我们西部一些地级市都厉害,中西部地区只能靠发展中心城市带动。”

他举例,上世纪80年代,成都和温江合并,成都一夜之间从中等城市变成特大城市,和西安拉开了差距。城市发展空间增大,吸引了很多市场资源,世界500强企业、外资银行、企业中西部总部纷纷落户成都。

“合肥过去面积很小,在发展机会上被南京一直压着,后来把巢湖合并过来,生态环境改善,投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更能发挥省会城市的作用。”张宝通说。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以GDP作为城市竞争唯一指标的简单化思维。

“有些城市的发展受到环境和资源束缚,比如区位不好、生态脆弱、人口少等,这些城市要发展起来进入万亿俱乐部,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陈耀说,按照人均GDP衡量,更有可比性和科学性,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可比性,“要全面地看待GDP,不能单一看总量。”

文 |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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