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案例研究之新加坡

摘要:城市化是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到2050年,全球范围内的城区居住的人口比例将从如今的55%增加到68%,这意味着城市将会继续增加25 亿居民。


一次国际会议,让世界的目标再次聚焦于以“城市花园”著称的新加坡。11月,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新加坡召开。李克强总理与新加坡李显龙总理会谈中提到双方要积极拓展智慧城市建设合作,推动城市管理升级和人工智能发展。同年3月研究机构Juniper Research发布的2017年全球智慧城市表现指数报告显示,新加坡在全球20大智慧城市中超越英国伦敦、美国纽约、韩国首尔,位居全球首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中,新加坡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四,仅次于纽约、东京和伦敦,距离新加坡2014年提出“智慧国”战略刚好4年。新加坡如何将智慧城市上升到智慧国,并将其转换成城市综合竞争力,成为亚洲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腾讯研究院对此做了解构。

城市化是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到2050年,全球范围内的城区居住的人口比例将从如今的55%增加到68%,这意味着城市将会继续增加25 亿居民(图表1)[1]。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亚非国家的迅速崛起,如何在当下的经济格局中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各国和地方政府的重点课题。

随着城际竞争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将建设“智慧城市”看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突破口。如今,全世界已启动或者再建的智慧城市数量已经达1000 多个,城建项目横跨智慧政务、智慧建筑、智慧交通、智慧水电系统和智慧社区等等多个领域[2]。 

图表1:世界城市化的关键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署,2018)

城市竞争力发展的模型化

关于战略与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可能没有哪个行业比商业领域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探索更为丰富和全面了。通常“策略”被分解为两个部分——方向和手段,也就是企业/组织要去往哪里以及如何到达想去的位置。

而审视一个企业的发展策略,判断它是否和如何为企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有三种视角,分别为市场(Market-based view)、资源(Resource-based view)和体制(Institution-based view)(图表2)。 

图表2:企业可持性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战略的三种分析角度

首先,在市场观的理念下,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对市场的整体发展趋势的把控和在行业竞争环境对自身定位。PEST 模型是广泛应用的描绘企业外部市场的工具,它将外部环境总结为4 个方面,分别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在有的场景中也可以再加上自然和法律两个方面)。

此外,还有基于波特的“五力模型”的企业的竞争环境的分析,指明市场定位需要综合其对供应商、客户、同行业的直接竞争对手、跨行业的替代品和互补品、潜在竞争者这五个方面的影响力[2]。在各种因素中,企业需要在制定发展策略中注意规避市场风险,同时也要辨别市场机遇。

其次,资源观认为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企业对关键资源及核心能力的不断发展。企业资源可以被分为可见的有形资源,如现金、工厂、机床等,和不可见的无形资源,如管理机制、生产发明专利等。

而能够产生竞争力的资源具有1)价值性、2)稀缺性、3)不易模仿性、4)不可替代性[3]。在资本流通越来越快速的今天,具有以上特点的资源大多都是无形资源,如人力资源[4]&[5]、企业文化[6]、信息管理与分享制度[7]、品牌口碑[8]等。因为这些资源的累积往往来源于企业的发展历程,企业的历史经历被看作是获取竞争资源的来源[9]或者是限制[10]。

最后,企业所在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策略制定和实施的关键应用场景。这种规则可以是正式的,如版权法、反托拉斯法、决策组织架构图、流程图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行业认知、商业道德等[11]。因为经济制度和政策、业务规则和商业氛围等不同,中国商人和美国商人的生意经是不一样的,房地产行业和快消行业的生存模式也是不一样的。

也许有人会说企业和城市发展不同,企业是以盈利为导向,而城市发展并没有“供应商”和“客户”或是“利润”和“回报”等概念。其实不然,尽管竞争力的展现形式和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但从经济学的角度,两者核心都是一样的,暨如何持续地以优于其他城市和企业的方式实施对资源的有效利用[12]。

企业和居民可以看作是城市发展的“供应商”和“客户”,商品贸易、企业选址和移民数量则暗含了特定城市的需求,而城市的生产总值、贸易顺差、就业率等一系列财政或非财政的KPI 也可以看作是城市发展的“利润”和“回报”。

新加坡智慧城市外部环境分析:以全球视角打破自身发展瓶颈

图表3:新加坡外部发展环境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社会和自然环境挑战,是多个城市发展“智慧城市”的初心。在中国北京和美国纽约等超级大都市中,城市的过快或者过大发展造成了环境污染、市政服务压力增大、失业率和犯罪率上升、民众生活成本提高等一系列“城市病”,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治理“城市病”正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原动力。 

有着“城市花园”称号的新加坡,时代发展带来的新压力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初心。比如人口老龄化(到2050 年,新加坡60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将上升到40.1%[13])、社会生育率低(新加坡近几年的生育率维持在1.2 左右,远低于保持人口维稳的2.1[14])、糖尿病的治疗和社会团结力下降[15]等问题,这些问题无不要求更有效的资源规划和更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

新加坡的“智慧国” 发展的侧重点也正是这些领域,例如推出“Moments of Life”(育儿与家庭)、“HealthHub”(医疗保健)和“MyTransport.SG”(交通)等APP。与商业领域的“以用户为导向”一样,建设智慧城市具体的实施方向同样需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真正以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有的放矢。

在所有能促进城市发展的外部因素中,技术的革新为城市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与挑战。随着一系列新兴前沿技术——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全球的科学家、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对利用传感材料获取信息、建立和管理数据库、利用数学建模等手段进行预判的应用场景和风险防范手段日渐成熟。

基于此,新加坡对“智慧国”的建设分成了“连接(Connect)”、“收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三个阶段,通过建立一个安全、高速、经济且具有扩展性的全国通讯基础设施,获取海量的实时数据,分析和预测民众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换句话说,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科技让城市的规划更加系统化、更具理性,从而政府机构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

而从经济环境来看,近几年的全球经济发展趋于稳定,给了各国或各地区政府规划城市长远发展的机会。随着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 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世界性经济风险的逐步消退,世界经济有所复苏,这为调整政策,将社会资源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16]。

于此同时,以物质消耗与污染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社会城市发展模式开始受到冷落,各国和各地区政府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提升城市创造力和生产力,开始成为各城市的发展愿景。虽然在上个世纪,新加坡便先一步踏入了知识经济的大门,但如今在全球经济改革的大潮流下,如何继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反而成为其发展关键。而智慧城市建设正是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和深入发展的切入点。

正如上文所说,可持性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对外部环境中机遇的把握和挑战的规避。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全球科技高速发展和经济风险降低的关键时期,新加坡的“智慧国”战略运用科技产品,及时治理或弥补自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压力或是发展缺陷, 并深化知识驱动型经济生态。但同时,新加坡如何在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时候能保持自己的风格不会被模仿和超越?这就需要从自己内部资源的积累与培育角度来看。 

新加坡内部资源分析:历史累积助力培育知识经济

有人曾说,因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数字科技随着时间的推进发展越来越成熟,而城市发展历史限制其开发潜力,没有历史包袱的城市发展反而更顺利,这是一个有“后发优势” 效应的领域。 

一方面,作为先发国之一的新加坡一直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走在世界的前沿,不论是城市竞争力榜、宜居榜、创新榜、还是智慧榜,新加坡在各种度量标准下都表现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智慧国”的国策才提出短短4 年, 但新加坡应用信息科技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探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1980 年:提出“国家电脑化计划(National Computerisation Plan)”,拟在新加坡的政府、企业、商业、工厂等领域推广电脑化应用。

•1992 年:提出“IT2000” 智慧岛计划,计划普及信息技术到所有领域,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建立联系更密切的电子社会,将新加坡建成“智慧岛”和全球性IT 中心。

•2000 年:提出“信息通信21 世纪计划(Infocom21)”,将信息科技深植入国家经济和社会中,到2005 年成为网络时代的“一流经济体”。

•2006 年:推出为期10 年的“智能城市”发展蓝图,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以资讯通信驱动的智能化国度和全球化的都市。

•2014 年:推出“智慧国”战略,通过利用网络、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力量,改善生活、创造经济机会和建立更紧密的社区。

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设计为其智慧城市的建设积累了基础建设、高科技企业、良好的国民技术素养、多元的文化等宝贵资源。在基础建设上,广阔覆盖、广泛互联的物联网与通信网为各个智慧领域的发展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在2014 年时,新加坡政府已经有近 98%的公共服务通过在线方式提供,让民众可以得到一站式服务。2015 年时,无论是互联网的接入率还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新加坡都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87%的家庭接入互联网,72%的国民是互联网用户;86%的企业接入宽带网络,而50 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更是达到100%[17]。

在高科技人员和企业储备上,新加坡有超过14.1万名信息技术业人才,当中超过83%拥有大专以上学历[18]。同时,全球顶尖的100 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当中,超过80 家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其中15 家软件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或亚太总部[19]。而在公众基础教育上,在25岁及以上的居民中,受过中等教育及以上的超过70%[20],有着良好的技术素养。同时,在良好的生活条件和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下,新加坡如今的社会组成非常多元,有包括华族、欧亚族、马来族、印度族等多个文化社团[21],这也为下一阶段的社会创新提供了基石。

但,新加坡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在一些具有突破性科技领域,新加坡的发展略显滞后。比如虽然新加坡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普及度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本地消费者和企业交易时仍然高度依赖现金和支票[22]。这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年以前,才由新加坡9 家银行联手,推出了手机支付服务PayNow[23]。新加坡整体在《创新指数排行榜》中排名世界前五,但创新效率并不高,在各国排名中处于第63 位[24],甚至有人担心,因为环境太安定富足,新加坡的年轻人缺乏危机感和创新动力[25]。

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大众创新将越来越重要,如何鼓励社会中的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是新加坡目前在做的努力。比如打造“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y)”,加大包括对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发投入,鼓励先锋发明家或企业尝试新的科技发展方案;加强加速器和孵化器的建设,支持初创企业成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逐步缩小科技研发与商业化之间的距离[26];提供“智慧国奖学金”,促进相关科技人才的培养[27]等。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新加坡居民的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会变成其核心竞争力的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资源。

新加坡社会制度分析:优化体制框架构建城市活力

如果说市场环境和内部资源从理论层面决定了城市发展策略走向和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来源,那么社会制度则从实践层面决定了其实施效果。

在“智慧国”战略发表之前的近半个世纪中,新加坡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商业支持体系和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就被认为是其吸引外部投资,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目前,新加坡已形成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组织的成员,对专利、商标、注册设计、版权、集成电路、工业品外观设计及商业秘密等,都已单项法规予以详细规定,违规者将面临罚款甚至是监禁的惩罚[28]。

此外,新加坡也被看作是亚洲甚至全球最佳经商环境的城市。在其经济发展局的网站上,新加坡阐明“无论世界经济形势或危机如何,新加坡政府始终采取亲商业的政策”。此外,从政府治理来看,新加坡行政层级少,机构规模小,这使得政治输出和输入直接而通畅,较少会产生政策扭曲的现象[29]。在多层体制保护下,多家科技公司都选择在新加坡建立区域总部,其中包括惠普、IBM、Facebook 等。 

而在新的战略的指导下,新加坡在坚持原有体制不变的基础上,实践了“政府主导,广泛参与”的一系列商业体制革新。为更好的促进“智慧国”的发展,新加坡与2017年3月份进行了内阁重组,将财务部、通讯及新闻部、总理公署的负责人集合在一起,明确职能任务,成立了“智慧国及数码政府工作团(SNDGG)”(图表4)。  

图表4: 智慧国与数字政府小组领导架构[30]

从这个架构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加坡“智慧国”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在政策制定的主导作用。这在基础设计建设和一些举国政策的推广中有重要作用。比如统一标准:包括传感器网络标准,确保通过各地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进行即时分析;物联网基础设施设计标准,提高其灵活性的同时保护各机构之间互相传输的数据安全;医疗、交通和城市生活等产品的标准,确保安全性。这一系列标准对于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而在政策执行方面,由政府科技局辅助完成政府、企业、市民的协调工作。这种三方合作的模式旨在充分调动市民、企业参与智慧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市民、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参与程度。比如构建“开源数据库(Open Data)”,由公共部门收集的数据将对所有人开放,让所有社会角色都能参与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31]。换句话说,新加坡以“众包”的形式释放其部分政府职能给居民。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ingapore Land Authority)研发的电子地图(OneMap),就为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的企业提供了开放数据平台,由企业和个人将自己的地点数据上传到APP 中。

结论

智慧城市或许不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终极形态或手段,各领域环境的变化也许会在未来不断更新我们的城市发展观,但以人为本的创新永远是一个城市保持竞争力的源泉。

在新加坡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大城市病挑战日趋显著的时代,智慧城市的建设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而若想在日益激烈的城际竞争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就需要关注长期发展的维度,保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连接性和灵活性,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整体文化的提升,哺育社会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想要真正的对城市居民和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需要构建一套完备的鼓励开放性创新的体制。包括坚持对知识产权、个人隐私的保护、对商业发展为先理念的支持,通过政府布局整合建设标准,并开展一系列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的开源项目,让城市不断地推陈出新,在动态的城际竞争中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文|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赵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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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United Nations. (2018). 68%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projected to live in urban areas by 2050, says U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population/2018-revision-of-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html>2Deloitte.(2018). Super Smart City: Happier Society with Higher Quality.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public-sector/deloitte-cn-ps-super-smart-city-en180629.pdf>

[2]Porter, M.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3]Meyer, A. D. 1991. What is strategy's distinctive compete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 821-833. 

[4]Wright, P. M., McMahan, G. C., & McWilliams, A. (1994). Human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5(2), 301-326. 

[5]Noe, R., Hollenbeck, J., Gerhart, B., & Wright, P. (2006).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Gaining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Tenth Global Edition. McGraw-Hill Education.

[6]Alvarez, S. A., & Busenitz, L. W. (2001).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7(6), 755775.

[7]Wade, M., & Hulland, J. (2004).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Review, extension,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MIS quarterly, 28(1), 107-142.

[8]Kozlenkova, I. V., Samaha, S. A., & Palmatier, R. W. (2014). Resource-based theory in marketing.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42(1), 1-21.

[9]Hunt, S. D., & Morgan, R. M. (1996). The resource-advantage theory of competition: dynamics, path dependencies, and evolutionary dimensions.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07-114. 

[10]Lieberman, M. B., & Montgomery, D. B. (1998). First‐mover (dis) advantages: retrospective and link with the resource‐based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12), 1111-1125. 

[11]Peng, M. W., Sun, S. L., Pinkham, B., & Chen, H. (2009).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3(3), 63-81. 

[12]https://unhabitat.org/books/the-competitiveness-of-cities/

[13]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ageing/WPA2017_Highlights.pdf

[14]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 

[15]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70810-786003

[16]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tag/全球经济/ 

[17]https://www.yan.sg/xinjiapodashujuchuangxin/ 

[18]https://www.edb.gov.sg/content/edb/zh/industries/industries/infocomm-services.html

[19]https://www.edb.gov.sg/content/edb/zh/industries/industries/infocomm-services.html

[20]https://www.singstat.gov.sg/sif

[21]http://www.visitsingapore.com.cn/travel-guide-tips/about-singapore/people-of-singapore/

[22]http://silkroad.news.cn/2018/0917/111253.shtml 

[23]http://www.kanshangjie.com/article/99331-1.html

[24]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18.pdf

[25]http://www.yan.sg/zhongguopiamingchuhuyiliao/

[26]https://www.smartnation.sg/why-Smart-Nation/transforming-singapore 

[27]https://www.smartnation.sg/resources/smart-nation-scholarship 

[28]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4/28/c_1118764833.htm 

[29]http://cpc.people.com.cn/n/2015/0804/c191095-27410105.html 

[30]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20/c_1120661975.htm 

[31]https://www.smartnation.sg/resources/open-data-resources 

本文为 品途商业评论(https://www.pintu360.com)转载作品,作者: 赵宏,责编:邢通。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品途商业评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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