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接受采访,不是件容易事

摘要:我今天想谈的事情是国内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匿名采访和信源保护的问题。

今天是记者节,虽然我已经很早就告别了真正前线的记者/编辑职位,也不再认同自己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角色,但短暂从业时光中培养出来的一些能力,比如快速、全面地获取信息的能力,识别假新闻、造谣的能力,分清“叙述”(Fact)和“评论”(Opinion)的能力等,到现在还是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对现在仍坚持奋斗在岗位上,践行记者职责的人深感敬佩。

我今天想谈的事情是国内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匿名采访和信源保护的问题。

10月底,《好奇心日报》采访了指控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的当事女生“弦子”,以及协助她的“麦烧同学”等人,写了一篇报道《25 岁的女生弦子,在 10 月 25 日前的 91 天》。

这篇报道的本意是为了帮助当事人向大众传达事件经过,但“麦烧同学”却发微博说,文章可能给她们帮了倒忙,因为其中披露了当事人的姓名、工作单位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界面《正午故事》主笔郭玉洁在微博上说:

“这真的就是新闻伦理不及格,对于可能给采访对象带来的危险太不敏感,或者说根本不顾忌。这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人物,而是岌岌可危的被诉者,在披露这些信息之前难道不应该告知采访对象,让ta评估风险,并尊重ta的意愿吗?”

在该条微博的评论区,有人指出,《好奇心日报》此前也曾经有过未经采访当事人同意,而披露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该人写道:

“是我们团队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也不清楚具体记者是谁,只知道对方自称只是没什么权限的小编,不能控制什么时候发稿,结果前一天晚上十一点要求采访被拒以后,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就把当事人的豆瓣广播做素材的文章,以通知栏推送的形式推出来了,简直吓人……”

我试图寻找《好奇心日报》该篇报道,发现原文已经被删除,但推送信息仍残存于互联网的角落。

这两篇稿子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报道的事件具有相当意义上的独特性,并不是高发频发,或者人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感知。如果省略了太多人物信息,或者用化名代替的地方太多,会造成全文通读起来相当的不顺畅。例如当我读过后一篇文章时,我会深刻的感觉到,如果当事人的“豆瓣广播”不能作为文章的引子,那稿子还不如不发出来。

然而,即便如此,恐怕也很难说未经授权公布当事人信息的做法是正当的。

拿弦子一文来说,由于对方身份并非“孤军奋战”而很可能有比较强大的律师团队,对方律师很可能会通过事先公开的报道获取一些重要信息,从而影响到双方庭审辩护的过程。当然,不到真正开庭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知道具体的影响会是什么。

至于身份信息公开后,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怎样潜在的人身威胁等等,则更是不言而喻。我们一般都能想到直接的“仇家”会以怎样可能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作梗,不过来自“吃瓜群众”的恶意则更是难以防范。

弦子一案涉及的性骚扰、性侵、#MeToo 议题并非可以在大众传媒完全放开讨论的话题,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并不会如微博等网络渠道一样,详尽且多角度地报道涉 #MeToo 话题,也很难安排报道正在发展中的事态,顶多是如通报学诚法师处理决定一样,打一下“死老虎”。

一方面由于消息不透明,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舆论参与者有着差异化的社会背景,将自身代入“施暴者”、“强者”视角的评论层出不穷,甚至常常压过站在“受害者”、“弱者”视角的一方。

他们可能会有如下的典型心态:

——谴责受害者,苛求“完美受害者”,例如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求女性穿着不要“暴露”,不要“独自走夜路”等等,并对事发后应对没有做到最好的当事人不报以同情。

——将“潜规则”视为正常现象,例如“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认为受害人“小题大做”。

——阴谋论,认为受害人举报另有目的,如认为弦子想污名化朱军,刘强东遭遇“仙人跳”,卡瓦诺大法官在获得任命前夕被举报的“时间节点”有问题等。

很难保证,在“弦子”、“麦烧同学”或其他当事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中,环绕的全都是能理解他们的人。他们自然可以卸载微博、关闭朋友圈等以尽可能减轻网络舆论的影响;但一旦生活中有人对他们的举动不以为然,并采取各种方法揶揄排挤,甚至施以更严重的攻击,他们则会避无可避。

另一些时候,同单位、同学校的人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境遇,但万一他们的公开举动让所在单位、学校等卷入舆论漩涡,影响到外界对集体的观感,这就成了一种所谓“负面舆情”,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会过来要求他们“封口”。

受访者不管要求怎样的内容保密,只要在双方知情同意谈好了以后,媒体就理应承担保守秘密的义务。站在受访者的角度,他们有条件同意媒体采访的请求时,也代表了他们自身体现出的对媒体的一种信任。而媒体未经许可披露信息,无疑是破坏了这样的信任,甚至如上所述,很容易将受访者置于险境。

由于对涉事记者发起诉讼要经历艰难的司法流程,可以说,被泄密者从法律渠道获得救济很困难。

那么,从道德层面上,媒体泄密行为是否会得到一致谴责呢?很遗憾,这也很困难。

中国文化传统上,既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这样的教诲,也有“身正不怕影子斜”、“好汉做事好汉当”这种民间俗语。四五十年前,国内各种“检举揭发”之风大起,所有人都陷入加害与被害的双重身份怪圈,社会遭受了惨重的教训。

然而,从这样的教训中,人们得到的启发却是不同的。当自身处于举报人立场的时候,人们更认同隐藏自己的身份,以防止打击报复;当自身处于被举报人的立场的时候,人们更希望公开举报者身份,以避免挟私诬告。

两者在逻辑上不能兼容,却因为都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统一地存在于人们心理之中。需要用哪个的时候,就用哪个。

对一部分新闻媒体而言,相对于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更自然的反应,是把责任推到当事人头上,以求自保。

在所谓“舆情”风起之时,对传播路径追根溯源,继而找出最原始的消息源头,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反应。理论上,只有由相应有权限的部门直接联系媒体,并经过必要的程序和授权,媒体才有义务依法提供相应信息。

但在实际操作中,媒体不公布信源,以一己之力回应对消息真实性、可靠性的所有质疑,会令其承担大到不相称的压力。

数日前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在事发后几小时内,均引述“万州区政府回应:确有此事,系小车逆行与大巴车发生碰撞导致”,引发全民讨伐“女司机”。甚至梨视频还发出一段剪辑好的短视频,其中包含对一位不透露姓名的万州区政府官员的采访音频。

然而,当警方调查结果逐步公布之后,剧情发生了所谓“反转”,此时当然不会有“万州区政府官员”承认自己接受过媒体采访,而各方早前报道中相应段落也随之删除,梨视频连在自己App上的同一段视频存档,都重新做了一遍,删除了包含采访音频的部分。

一切干净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而网民总要找个人为“假新闻”负责,于是只能由《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背锅”。

我想,这些媒体肯定心中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公开受访的“回应”者的姓名和职位。但事实上,它们只能自己作为最终信源,和部分网民口中的“南方系”一起,在被污名化的记录上新增一笔。

除了这种遇到高风险报道“迫不得已”想要公布信源的情况,更可怕的是,有些有媒体属性,或自称“媒体”的机构,在明明没有必要公开信源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报道声量和提升影响力,而刻意地撕毁与受访者达成的共识。

定位是“创投信息服务商”的“铅笔道”,主要为刚露头的初创公司撰写简介,并以问答体访谈公司创始人。2018年3月,铅笔道采访了一位打算匿名报料的币圈从业者,出了一篇名为《一支空气币军团的崛起与毁灭:连发4币吸金10亿 毁于熊市众叛亲离》的文章。但离奇的是,本来答应好人家是不透露姓名的,到发出来的时候,名字却全都好好地标注在上面。

而且铅笔道还用红字加粗专门声明道,

“本文出现的人物均为真实姓名。原本已答应部分采访对象匿名,但了解事情全貌后,公平起见,全部采用实名。一切为了读者,一切为了客观,一切为了真实。”

有观察者注意到,微信发出文章时的原字是“已答应”,过了一阵,铅笔道修改了文章,改为“已考虑”。

当晚,文中提到的受访者披露,铅笔道“拉他搞了个语音会,让他随便讲,说什么绝对保密”。

此后,铅笔道继续发声明回应,说了“从不以内容做交易,从不做有偿新闻,从不做勒索报道,无任何利益上的造假动机”;“文章所有内容来自于采访对象,并非我们所主观所感,皆有客观出处”;“累计12人,采访时长约660分钟,均有录音备份”等,甚至还说:

“希望那些已受访同学看到此条声明时能停止散播谣言,我们都知道曾经对话时双方说过什么,事实是什么,必要时我们会公开录音。此所谓真实。”

声明最后还说:“风越狠,我心越浪,我们会坚持内心,续写价值新闻。”

如上所示,写完稿子不给当事人看,直接发出来,结果损害了当事人利益,还让外界大赞“深度纪实”的稿子,其实是多了去了。这不仅不会遭遇一致的谴责,甚至还会被一半的网民认为是这样才符合媒体精神,才是业界良心。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如果你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平之事昭告天下,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寻找有哪家媒体能讲良心讲信用,帮你保守秘密,而是做好像《让子弹飞》里面,小六子剖腹一般自证清白的准备。

毕竟,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本文首发于航通社

20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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