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丨姜文,他传

摘要:有时候他意气风发自信爆棚,有时候又和和气气谦卑恭敬,叛逆和鬼才,都是给他的形容词。

文娱价值官解读

姜文在观众、媒体、乃至行业里所展现出的巨大魅力,很大部分来自他身上特有的优越感,这是中国人稀缺的气质,它只专属于中国少数阶级。他们相当自信,或者可以说自负,对金钱物质欲极低,看起来自在幽游,那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富足感从一出生就已经建立完善了,对自己的命运具有充分的安全感,而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很多来自“北京军区大院”。

撰文丨大福 编辑丨美圻

姜文演《芙容镇》和《红高梁》时,就是一张中年男人脸,几十年过去了,他还那样儿。

最近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媒体上,是因为新电影要上映。

对“侠”本身没兴趣,只想讲“人事”的姜文,续了两次版权,用十年时间,拍成这一部《侠隐》,后改名叫《邪不压正》。

他喜欢《侠隐》是因为这小说里描绘的北京人,有跟他一样的劲儿——打仗!多大事?多大事咱没见过?

姜文在创作时所显示出的强烈的自我表达方式,有的人爱死,有的人腻味死。但他能做到一点是:我做我的电影,你们爱看不看,关老子什么事儿?这种“爱谁谁”在市场验证中当然遭遇过挫折,比如: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一步之遥》。

直至今日,《邪不压正》还是不向市场和资本妥协,这种强烈保护自我的背后是他对自己深沉的爱(正如他半戏谑半认真地对许知远说:“我就是最好的!”);当然也有来自投资人的爱,据说妻子周韵家族曾为他的电影倾囊而出;还有,是他基因里的优越感,正如这几天《归去来》中那位富二代经典台词:“阶级就是胎记!”

我们当然承认姜文是深刻的,因为他有时间看书、做研究、和高于他的学者、大师讨论,他年轻时吃一顿西餐都要去马克西姆餐厅(北京80年代最贵的法餐厅),他没有像别的创作者那样为了下顿是吃康师傅、还是鸡蛋灌饼而发过愁。他也承认自己不接地气儿,是因为对生活没招才会用电影造生活……只有这样的人能成为“纯粹”的艺术家,但这样的人是否对世俗痛苦具备体验?认知?因此,我在他的电影里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那些姜文试图通过电影讲述的东西,对我而言过于虚无缥缈……

影评家们一本正经地探讨:姜文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饰演的角色是不是都有太明显的偏执、自恋的痕迹。而我们每次看姜文的访谈,也都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智力的自信。

在和“生于70年代并永远在发愁的”许知远对话时,他的身体语言都表达出优越性。而在语言上,姜文更是占尽优势。事实上,他跟谁聊都这样,冯小刚跟姜文聊天也费劲,因为跟不上趟儿,愣往上跟又显得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

在《十三邀》里,姜文体现出的是“老了这事儿对他就不是事儿”,老了只是让他活成精,活成偶像,活成神的一个步骤而已。只是,这份自信值得推敲吗?姜文是有天赋的,可是这些艺术表达老百姓都领悟到了吗?我倒是更喜欢钱钟书先生那种把自己放在人间烟火里的大师,一个笑话、一句隐喻,精神补给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姜文特别各色,记者亲自体验过这种各色,但老实说,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不会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也不会让无辜的人难堪。如果真那么反感媒体,可以不接受任何采访(包括文青推崇的十三邀),如果看不起世俗大众,可以闭关隐居,而让对方硬生生的感受到自己排泄出的“轻蔑”并不高级。

艺术家和大师的区别,后者的作品是普世的。

《十三邀》里的姜文说,老了要做三件事:画点眼前能看得到的东西;将存于脑中很多年但捕捉不到的一首曲子写出来;再就是胡编三个版本的自传。

但在他的自传完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版他传。

阳光灿烂的异类分子1963年1月5日,姜文出生在河北唐山,那时候他叫姜小军,一直叫到来北京,爷爷嫌这名儿太俗,弟弟姜小兵也不怎么样,就给改成了姜文、姜武。父亲姜洪齐是个喜欢文学的部队干部,平时沉默寡言,家里的事基本上都是他母亲高阳说了算。

姜文和所有那个岁数的男孩一样,小祸不断,挨打是经常的事,他又是家里的长子,出于“管好老大,底下就好管了”的想法,母亲总是对他最严厉,但又几乎是没原则的护短。

姜文小时候认字的工具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正的反的中间抽来一字不落。那时候不懂什么意思,到了快40岁,某天偶尔拿出来翻翻,竟然发现好看得很,是本宝书。

姜文住的部队宿舍叫5号大院,在72中包括整个六步街都是一个很有势力的“符号”,院子大,前门开到内务部街,后门已经伸到了演乐胡同,里面不知道容纳了多少户人家和多少个孩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院文化,姜文后来的那部著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以5号大院为原型。

在当时那个年代,爱情太少,暴力太多,打恶作剧电话也是这个少男的爱好,甚至延续到成年以后。中学时代,72中传达室里有一部电话,一帮小子趁没人胡乱打一气,姜文一高兴就给北京电影制片厂打电话,有一回真给他打通了北影的总机,他就镇定自若的说找他当时很喜欢的一个叫做“安振江”的演员,等这位安老师真来接电话了,他就把人家在电影里的台词给背了一遍,安振江在电话里急了,问他是谁,他又把台词给背一遍,气到人大骂了他一通挂电话。

1981年,姜文第一次高考落榜,英达提议他去考电影学院,几番怂恿下,他动了心。正好他的一个高中老师有亲戚在中戏任教,就是后来培养出章子怡、刘烨那个明星班的常莉,于是就领他去常老师那里做考前的辅导。常老师当时对他并不看好,形象差,难看,还瘦,说话嗡声嗡气的。但后来又发现,考试时竟然考不倒他。当时他念的是契诃夫的《变色龙》,念完了当场就把考官给震住了。

能成事儿的人,往往在学校里也曾是风云人物,姜文在学校里很出风头,一进大学已经没了孩子气,社会经验也比一般孩子多。一次考试,姜文坐着轮椅,戴着耳机就上台了,拿着腔调学老院长曹禺说话,像极了,把底下人都逗乐得前仰后合。

那时候的他,已经是个异类份子,能和老师争论一整节课。“很多老师都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总是爱向老师提出质疑。”退休的中戏老教授张仁里说,“他总是不停地在问‘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来也没遇见过像姜文这样的学生。”

没拿过国际大奖的“影帝”

姜文年轻时很圆滑,在学校里能把老师和同学都哄得很开心。但另一方面,又是目的明确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么去争取。

1984年,姜文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年他主演的话剧《家庭大事》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第二年,他听说《末代皇后》在东北拍,便上火车站买了票奔着剧组就去了。谁也不认识,自荐演溥仪,戴着一副他自备的小圆框墨镜,后来他果然就演了溥仪。

但拍那部戏时,姜文却是剧组里最招人烦的演员,坏脾气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我没拍过电影,不太懂规矩。比如我们演话剧,妆要自己化,服装要自己选、自己挑,或者你跟服装师去商量。电影可不这样,他给你化什么样的妆就什么样,我也不懂,就‘哎,你,哎……’地提意见。我还记得那会儿化妆师用东北话对我说‘油梭子发白,你缺炼呢你’。意思就是拿那个肥肉搁锅里头先要把它炼出油来,那油渣什么的发白了还缺炼呢。”那年姜文22岁。到后来和谢晋、谢飞等导演合作的时候,说话才学着客气起来。

后来,姜文在《芙蓉镇》里扮演知识分子秦书田,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秦书田在遭遇逆境时表现出来的优雅,令这个角色成为姜文当之无愧的代表作。

随后,《红高粱》、《春桃》、《大太监李莲英》、《狭路英豪》和以及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姜文作为演员的黄金期,他因饰演《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和《春桃》中的刘向高,两次夺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他主演的《红高梁》、《本命年》分别获得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和“银熊奖”;他因饰演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男主角,获得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友情出演的《宋家王朝》中的宋查理还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有趣的是姜文虽然在中国大陆享有“影帝”的美称,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得过任何国际性的表演大奖,倒是他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让男主角夏雨捧回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

一日情谊百日恩

姜文的事业发展可以清晰的划分为演员时期和导演时期,对演员时期的姜文来讲,不可忽略掉一个女人的存在。

1986年的姜文,只是个23岁刚毕业的青年话剧演员,刘晓庆却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影后,但这样的差距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平等的交流。剧组选择了湘西永顺县一个叫做王村的古镇实景拍摄。当地淳朴的乡民为了让剧组的工作人员生活得好一些,都主动将家里腌制的腊肉和自酿的米酒送到剧组。一天,拍完两位主角在雨中批斗的那场戏后,谢晋导演将一小坛米酒递给了姜文。姜文抱着那坛酒,追上了先行的刘晓庆,“晓庆姐,我们晚上痛饮一番,如何?”

那一天的酒喝得畅快极了!其后的8年里,姜文和刘晓庆的感情纠葛,也一直和他的事业一样让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名气再大也不可免俗地有着一些缺点和小毛病,尽管姜文认为“没有缺点的人优点也不多”,认为有缺点可以让人活得更真实,更可爱一些。但个性差异的磨合过程,还是把爱情一点一点地给磨没了。有很多人想知道姜文和刘晓庆两个人爱情陷落的真正原因,但事隔多年,姜文一直闭口不提。

分手后不久,姜文全身心投入到第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不料电影刚拍摄过半,香港的投资人突然抽身离去。姜文倾尽积蓄也难以为继,他疯了一般地寻找新的投资人。同在一个圈子的刘晓庆很快得知了姜文的窘境。在姜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四处筹集资金,托人将一笔数目不菲的巨款送到姜文手上,一度停摆的剧组又重新启动起来。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取得了当时国产影片最好的票房纪录。姜文心知,影片的成功,刘晓庆功不可没。

2002年6月20日,刘晓庆因涉嫌偷税漏税被逮捕。刘晓庆被逮捕后,姜文在第一时间内赶到了玫瑰园别墅安慰她的家人,并在很短的时间不惜斥巨资请到四位大律师联手为刘晓庆的案子尽力。面对别人猜测、探询的目光,他说这叫“一日情谊百日恩”。

2003年春节前夕,姜文托刘律师给刘晓庆送去一条丝巾,丝巾的上方绣了一只振翅欲飞的苍鹰。16年前,在他们相识的最初,姜文有段时间碍于刘晓庆的名气所造成的压力曾一度郁闷不堪,总觉得自己的事业没有什么起色。刘晓庆就安慰他说,你看天上飞着那么多鸟,绝不是那些不停扑腾的飞得就高些,比如苍鹰,它就是停住了翅膀的振动,也一定停在蓝天上,它的停滞只是暂时的。人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来就具备成功的素质,只不过需要历练风雨,假以时日。这番言论让年轻的姜文颇有感悟,几年后,事实也证明了刘晓庆的断言。而这一次,姜文希望刘晓庆能够回想起这个故事,相信自己是可以从困顿中再次振翅飞翔的!

2003年8月16日,刘晓庆终于获得了取保候审资格,结束了长达422天的非常生活。走出高墙的她第一时间里穿着一身红衣去见姜文,拉着当时的男友的手面向他深深鞠了一躬。漫长的岁月,刘晓庆和姜文演绎的不仅仅是戏里的悲欢离合,还有经历了风雪冰霜后的相惜。

做独裁者是很危险的事

也许后人写电影史,姜文会被定义为伟大的导演而非演员。

做导演并不是早在计划中的,而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姜文后来承认有大部分因素是来自他人的鼓励。

“演《芙蓉镇》,我老改词,谢晋鼓励我。他让我改,他说光改不行,你得写下来,还得排练。我和刘晓庆、徐松子就排练给他看,他边看边说那里改得好,明天就这么拍。现在我还留着被写得乱七八糟的剧本。到了谢飞的《本命年》,谢飞就直接说,你小子早晚得当导演。和田壮壮拍《大太监李莲英》,壮壮说,你导戏,我还给你演,我听着就像听玩笑。在柏林电影节上,陈凯歌来看谢飞,跟我们住一块,他说你当导演干嘛?演员好几百年才出一个,导演多得是,你70岁以后再当也都来得及。我特纳闷,没想干这个事儿呀,怎么已经有人在鼓励。《红高梁》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以前吃过亏,我说道具不对,他们说这不该你管。但张艺谋就特好,很多设计都是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弄的,甚至还会争吵,都忘了谁是谁了。结果一下就轰动世界了。原来这就是出色的电影,这样的话,那回头我也拍一个。”

姜文最初想拍的是苏童的《红粉》,正和李少红争得水深火热之际,王朔给了他一本《动物凶猛》,这小说他只看了一遍,就开始写剧本,“我觉得剧本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我只是把它抄下来而已。拍完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就算把我那段记忆封存了。”

拍《阳光》时,姜文32岁,除了陈凯歌借给他剪辑机用了两天外,周围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其间又遇到资金困难,原来负责投资的香港老板找不着了,而戏还在拍,剧组只好到处借钱、赊帐。当时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大家问姜文戏什么时候拍完,一个演员开玩笑说,听说片名改叫《大约在冬季》,姜文当时差点急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后来片子终于停机了,那位香港老板还是没来结账,片子后期做到一半就一分钱也没了。姜文又到处找新投资人,恰好这时让·路易来北京筹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路易看到了没做完的片子,以法国人的作风给姜文写了洋洋七张纸的观后感,他提出以取得德国版权为条件,安排姜文去德国做后期。9月份,片子被送到威尼斯,《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还被《时代》周刊评为1995年世界十大电影的榜首;囊括金马奖所有重要奖项;同时获得了1995年国产影片的最高票房。

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更是姜文的野心之作,比第一部花了更多心力,拍摄前光案头工作就准备了三年,翻阅了四五十部大部头的文献。一次他和一位解放军战略研究室主任谈话,他甚至能清楚地回答出某次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人数、缴械的数量。为了拍摄更加真实,他把日本演员送到部队去进行军事训练,还把女演员姜鸿波送到唐山的农村学习,让她切切实实地喂猪、杀鸡、学方言,足足体验了半年的生活。

《鬼子来了》光剪辑就剪了九个月,最后大家都烦了,可姜文仍旧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地看,有点像玩电子游戏玩疯了的感觉。回想起那件事,姜文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由着性子来做事:“大家都把这个人由着性子做事的时候误认为是艺术,他是导演,他在搞艺术。其实我回想起来,这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情况,就像独裁者似的,突然大伙儿都不管我了。之后,有些人会表示关心、心疼,但我心里还是挺舒畅的。我觉得我需要这种肯定,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正当的事,于是我由着性子就显得不太坏,其实那么由着性子会丧失很多判断力。”

终于做完后期,他自己还是十分满意的,认为不亚于《阳光灿烂的日子》,没上报就自说自话地拿到戛纳电影节去放映,新娶的法国妻子高兴的穿了一身天使装和他拥吻,上了各国报纸的显要版面。结果回来后遭处分。处分归处分,电影局还是开了口子,让他修改后上映,他又死活不肯改……

之后的《让子弹飞》、《太阳照常升起》、《一步之遥》,到《邪不压正》,几乎在公映前,姜文都是低调完成拍摄,没有话说。每次被人问,也从不正面回答。“我不是不想说,是实在说不明白,说出来的没意思,也未必是我想拍的东西。”即便他试图给投资方和其他人讲剧情,也发现要拍的电影不是用语言和文字能完全代替的。“人很难表述自己,你也别相信他的表述。”他说,他非常相信中国的那句老话,人如其文,这里,是人如其片。

“那些让你兴奋的东西,用笔一写就错,用嘴一说就不对了。我只能拿胶片拍给你看。”

姜文用“生孩子”来表达对创作的感受:“一对爱人生一个孩子,我想如果有人设计他长成这样,长成那样,腿有多长,几号生,是男是女,我觉得没意思,这不是生命。我觉得有意思的电影也是这样。”

“演员姜文”总不如“导演姜文”来得更有气势,许多人认为姜文就是应该做导演的,演戏都有点儿可惜,但姜文自己倒还清醒:“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能导5部戏就很满足了,我很难一年拍一部,因为我得等那东西长出来,它长不出来,我不知道我拍什么,随便拿一个剧本我拍不了。”姜文认为,剧本和木头一样,成长期长的会比较结实。

“如果有一天没什么可拍的了,我就不干了。拍片子最重要的就是享受,如果这个过程中丧失了享受,就不如不做。如果创作者丧失了享受的激情,他的作品肯定是不好的。当然这个享受不是说没有痛苦、艰难,但是能够乐在其中。很多人却在那里大谈艰难、困苦,又没有人逼着你。”

远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从导演做回演员后的姜文,变成了一个主导者。姜文出演任何人的作品,都一定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在里面。他同意接拍陆川的《寻枪》,让那个年轻人受宠若惊,但之后才发现,整个剧组的一百来号人都是姜文的人。他原本希望姜文将这个角色处理成得收敛甚至猥琐一点,结果他却把他塑造得如他本人般高大威猛阳光灿烂。

“演员身份的姜文很危险,”王朔说,“年轻的导演根本就拿他没有办法。”

对此姜文有自己的说法。“这种印象可能跟我平时的言论以及我的两部风格比较强烈的电影有关。其实我想拍的电影是酒,有度数的,而且度数是比较高的。我个人不太喜欢拍那种软饮料似的电影,而且我也不太能拍出来那种电影,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简单,我也不是特别复杂,就是我本人而已,但是让我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也不行。”

外界目前好似已给姜文盖棺定论———狂傲、霸气、聪明绝顶,是个天才。

美国记者形容他,阿贾克斯式的坦率多于巴黎式的浪漫,波杰式的粗犷多于格兰特式的优雅。

冯小刚在他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里说,让姜文承认错误,难于登天。

电影评论家说姜文太在乎自己,太在意高高在上的“影帝”姿态,太不能容忍没有他聪明的绝大多数人。

还有人定义姜文是:“不被人理解的寂寞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他说:“我只是直接一点,直率一点。因为我们很多灾难的根源是因为人们揣着明白装糊涂,以为是在蒙别人,实际上把自己蒙了。这是在耽误工夫,会给制造恶果的人带来一些机会,所以我不希望绕来绕去,所以大家可能认为我有点傲慢,因为我直,很有可能暴露我跟别人不同的观点。再说到自信,我觉得是这样,什么是自信?就是知道你不能做的。我经常是知道我不能做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有自卑的情绪,但这可能又变成了自信的表现。比如说我骑马,别人说你已经会骑了。可我说这还不叫会骑,这个时候就会跟别人有辩论或者争执,人家会以为我这家伙的标准挺高,无形之中就把别人给比下去了,其实我真是觉得我不行。”

20岁时,姜文觉得自己挺聪明的;30岁时,他发觉人家活得都不容易而自己相对容易些;40岁以后,他认为人跟人都一样,都是动物而已。

“别人以为我能挨十拳的,但可能我挨了两拳就捱不住了。”

别人忙着维持生计,在他眼里却不是问题:“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我出门不带钱包也不戴手表,我不爱那些东西,我希望生活能简单些,一条裤子能穿十几年,我还喜欢穿旧衣服,新衣服穿着不舒服,像借来的……”

他不喜欢去酒吧喝酒,因为特害怕背后有人。看到人多就烦,就干不了事。他说自己有狂燥症,爱着急。“有时候我真的挺不喜欢我自己的。有句话形容人叫‘大智若愚’,唉,那境界我是攀不到了,我这种人就是‘大愚若智’,最吃亏的一种。”

所以他希望所有对他的评断可以在他死后才拿出来说,“现在好像每个人都认识我,大家认为你是这样了,然后传来传去,好像我就是那样的,其实你们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我,我自己都还不了解自己呢。”

附记者十多年前采访姜文实录

姜文的工作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头,其实是所公园,紧挨着紫禁城,绿树环绕,有很大的空场子。

他的那几间平房,以前大约是园林管理处,灰墙,看不出年代。院子大,中央一棵大树,旁边摆一把藤椅,有简易的高尔夫练习球道。

屋子刷了重色儿的漆,零乱,墙上有几张外国电影的海报。一个巨型办公桌,十几个人围坐着热热闹闹的吃盒饭,姜文在里面,穿黑白条纹的大棉T恤、大短裤。

这个工作室成立还不到一年,平常就他一人,每天一早,上班似的就来了。约了些人、谈公事、看个片子、晒晒太阳、再玩会儿、回家,这是姜文的一天。也有几个会经常来,是他班底里合作多年的老哥们。这会儿,一个正练着高尔夫,没球,就拿着杆打树叶。

这个下午,姜文答应了洪晃给一个杂志拍封面,所以摄影师在院子里布光,我是受邀的采访者,但显然不受欢迎。姜文出来,扫我一眼,扯着脖子叫人,三两分钟后,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就过来跟我交涉,大概意思是:他只答应拍照,没说要采访。你呢,既然来了,也不好轰你走,你就在一边看着吧,看到啥写啥,但不能瞎写,还有,尽量不要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里。末了补充了一句:不是针对你,他已经半年多没接受任何访问了。

我说,那你能告诉我他最近忙啥吗?她说她得汇报了看能不能说,一会儿出来,再丢一炸弹,他老人家最烦人问这个,俗套、程式化。那意思明显是,没接受我的采访是明智的。

之前在准备提纲时,我已经完全剔除了“比方说”,“假如”一类的词汇。终于还是落入俗套。

一个看上去不大的女孩,一脸无知无畏,没有和他对话的资格。所以我没脾气。

没一会儿,还是打了照面,他倒和气,举手做了个对不起的手势,笑咪咪的加一句:对不住了。

拍照时,也就那一身衣服,非站即坐,摄影师无从调度。

坚决让人拿开反光板,因为那玩意让他觉得不自在。

没耐性,拍摄前后不过二十分钟。

临走时,看他踩着滑板车溜出去玩,转眼就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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