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银资本熊钢:技术进步要经历三个阶段,过于强调应用不能弯道超车

摘要:已知是有限的,未知是无限的,人类如同站在无边无际的未知海洋当中的一个小岛上,我们每一代的职责就是多寻找一点陆地。为下一代找出新的生存方向和生存地带亦是风险投资人的职责。

题图:澳银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熊钢

澳银资本是一家低调的投资公司,起于工业发力于科技,投资多年,澳银并没有追风口,实业家的踏实作风反倒让这家机构斩获颇丰。这些年,澳银资本在硬件与科技领域投出了三利谱(002876)、富耐克(831378)、佳讯飞鸿(300213);在能源环保投出了维尔利(300190)、东江环保(002672)、铁汉生态(300197);在工业制造领域投出了宏华集团(00196)、亿纬锂能(300014)、浦丹光电(835880);医疗领域更是有美诺华(603538)、康泰生物(300601)、新产业(830838)等知名公司。

在投资人说(ID:touzirenshuo)的以往采访中,投资人的观点往往直击真相。熊钢认为,芯片行业的缺憾反映出了国内产业中的一系列问题,他将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犀利的分析将诸多产业落后的原因公之于众。

1、原理层、支撑层、应用层

关于芯片的新闻最近非常火,一度登上媒体头条,借此机会我想谈谈我对于这个行业的看法。

毋庸置疑,芯片在商业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曾经有科学家统计过,在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所有物品里,半导体元器件的渗透度已经达到了50%。例如说,我们的手机就是一个半导体元件的集成产品。时至今日,手机等设备对于人们来说已经不可或缺,而半导体也已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底层产品。

追根溯源,每个行业有底层科学的支撑,半岛体的理论基础则来源于量子物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应用性层面的产品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底层理论的研究程度是决定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核心因素。

在底层之上,便是支撑型技术和应用产品。中枢机械、核心工艺、操作系统/平台是芯片行业的支撑层,硬件、软件以及核心工艺一起构成了这一层级。在这一层级,有英特尔、高通等企业,而为了做出精密芯片,还需要制作精密加工仪器和核心装备的公司。其实,中兴的芯片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缺乏支撑型技术,实际上是国内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支撑层之上,是应用层。简单来说,处在应用层的企业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单功能应用公司、优化应用公司和集成系统(多功能应用)公司。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大多数处于应用层层面上。

一个产业有其自有的发展周期。从20世纪20年代量子物理被广泛重视开始,半导体行业用了40年才发明出二极管。二极管的发明,标志着这种底层科学开始发挥实用价值,而随后的故事也就广为人知了。

早期的二极管叫晶体管,它的产品有的被建成了一栋房子那么大。后来,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将房子大的晶体管“芯片”压缩到了指甲盖大小。这个阶段,又经历了40年。一来一回80年,对于VC来说,这简直是噩梦。但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做,一旦做出来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事。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原理层和支撑层的时间大概都花去了40年时间。如若把应用层研究的绝对时间拿来和前二者作比较的话会发现,应用层只需花少得多的时间就可以研发出来。中国为什么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出现这么多手机厂商,就是这个原因。

行业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谁掌握核心芯片,谁就守住了半导体的大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拥有芯片专利技术的国外巨头攫取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大部分利润。而真正留给手机厂商的,仅仅是几个点的薄利。

原理层和支撑层经过长期研究后,一旦产品成型开始规模生产,后来者就很难超越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技术的时间效应。然而在应用层上,遵循的则是“摩尔定律”。产品每十八个月便迭代一次,使得绝大部分应用层企业不得不残酷竞争。在应用型芯片领域,华为、中兴的利润率是差不多的,产品代际也类似,技术所带来的附加值也均不足以构建起核心壁垒。在国际巨头面前,想必未来还要面对多得多的困难。

巴菲特曾经说:“有些事情,就是需要坚韧。”我的意见是,如果中国不能在芯片扎扎实实投入、老老实实开发,想要弯道超车基本是不可能的。

2、模式型“弯道超车”背后的隐忧

我们一度认为,模式类创新可以让中国弯道超车。现在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就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其实中国政府对核心器件、核心芯片政府的投入其实并不低,然而至今为止我们并未打破芯片垄断,甚至,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后,事态开始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了。究其原因,我认为出在激励机制上。政府在芯片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各种各样的半导体累计投入上千亿。虽然做出了“龙芯”等产品,但总的看来,投资效率仍然比较低、效果比较差。并且,从芯片设计再到周边设备制造供给还未形成闭环。

形不成闭环,销售便无法规模化。

芯片制造本身产业链很长,国际化分工明显,想要赶上发达国家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个行业,巨头们已经通过大量知识产权构筑了相当长的护城河。要打破竞争格局,则需要长期投入。短期来看,想要在原理层、支撑层有所建树很难,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来走。为什么会出现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原因是模式容易抄,但技术就不行。

技术的赶超不能完全依赖于商业投资,在未来,更好的模式是公益投资和商业投资相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在原理层和支撑层方面有所突破。

在澳银资本投资的项目中,有些项目是处在应用层面上的,如海川智能;也有一些处在支撑层的后期阶段,如浦丹光电。浦丹的产品着重激光制导,它的核心产品激光陀螺仪就是一种应用面很广泛的核心器件,在卫星导航、换芯制导上都用得到。

如果说芯片的原始研究乏力,不如说这种研究的缺憾遍布中国经济的各个产业。未来,想要扭转现实,还需创业者、各类投资机构以及政府的多方支持才行。

3、原理层技术投资:是商业也是公益

从技术的进化周期来看,原理层技术是超长期或者超长线投资,引力波的验证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例子。

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证明引力波的存在,但是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也许一百年之内人类的技术都很难验证。从1960年开始,美国有科学家进行引力波的探测,但是走了一些弯路,甚至是一度被认为伪造了数据。麻省理工学院从80年代初开始进行引力波的探索,最终建立了由MIT和加州理工学院一起发起的LIGO——激光干涉测试。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投入到2016年2月份验证引力波的存在,接近50多年的超长线投资,最后才完成引力波的发现,这是一个前沿性的探索。

从公益投资的实际情况和演进趋势来看,大部分公益风险投资人都投向了技术,并投向了早期技术原理层的领域。原理层技术投资的超长线投资特点,也使得它必然带有公益性质。

澳银资本希望能够在技术处于原理层的时候就介入,以支持一些前沿的探索。为此澳银资本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科学基金会(FFS of MIT),做一些公益风险基金的尝试。

最初,我们以个人方式和家族信托的方式与MIT合作,随着去年澳银公益基金会的成立,就以公益基金会的方式跟MIT和FFS做一些前沿的探索,加强了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借助FFS,我们与学术机构合作,为量子物理、脑科学、数学等基础研究提供支持。

毕竟“已知是有限的,未知是无限的,人类如同站在无边无际的未知海洋当中的一个小岛上,我们每一代的职责就是多寻找一点陆地。” 风险投资人的职责也是这样的:为下一代找出新的生存方向和生存地带。

4、三大发展层下的国内医疗

药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原研药和仿制药,目前中国的绝大部份产品都是后者,属于医药行业中的低端产品。澳银在2010年投资过创新药,但后来就放弃了。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在创新药研发实力上的不足,新公司不多。

生命科学,对于药物研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新药研发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我们以小分子药物举例说明:先导化合物的发现/筛选/优化 — 候选化合物的确定— 临床前研究 — 临床研究等几个过程。在临床研究阶段,一般要通过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等多个阶段的试验才可申报上市。

国内在一些关键药、特种药方面有过一些原研产品,结构较为清晰,但创新药少。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药品体系里,最大的品类是抗生素,抗感染药的比重大概占到15%、血液药占11%、心血管10%、神经系统9%、肿瘤9%、消化系统5%,剩下的是内分泌和新陈代谢方面的也占5%,剩下的一些占5%,而中药占4%左右。

以上数据客观上说明药品的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辅助类药品过多,抗感染药品泛滥,和国外以创新药为主的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前国内小病不用药、大病用特效药,本着自我调节、自我康复的原则,创新药市场不大。类似癌症靶向药这种基本是没有的,也做不出来。

总之,一个国家的用药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于我们来说,还未在国内发现原料药、仿制药方面有什么大的投资机会,整个行业我的判断是还需要观察。

5、国内医疗的创新之路

医疗项目也是澳银关注的一个行业,我们投资了美诺华、康泰生物等多家公司,后者是我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不过,就目前来看医疗行业同样遵循上述三条规律。原料药处于支撑层,是应用层的底层。

现在,我们重点关注诊断和治疗两大领域,其中包括体外和体内两种产品。在IVD体外诊断领域,澳银投出了几个不错的公司,比如新产业生物和锦瑞生物等;在精准医疗,尤其是基因测序领域,投出了因合生物、微旋基因和粒福特等公司;除这些之外,澳银在例如帕金森综合症这样的特种医药领域也有投资布局。

在我看来,特殊疾病治疗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可挖掘空间。比如帕金森综合症这类疾病,目前针对于它的治疗手段主要以康复为主。一般患者不会选择住院,而是一段时间内进行复诊。这类疾病并没有特效或者是说标准化体系的治疗手段,除用药之外还有非常多的辅助治疗手段,而这些都为这个领域的创业创新制造了机会。

臻络科技的智能硬件产品就是这样的思路:它的产品是一个智能勺子,在使用中,这款产品可以依据传感器绘制患者手部的抖动曲线,然后调节勺子的防抖动功能。采集到的数据也非常有参考意义,可以远程传输给医生做病情分析。

现在,这家公司得到了瑞士一家帕金森制药厂的上千万合同,药厂可以透过对智能硬件数据的挖掘来决定药品研发的细节,这种技术是原创的,国外还没有类似案例。实际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制作智能勺子这类产品的技术是很发达的,这种硬件与治疗结合的项目也是我们持续看好的方向。

在医药领域,中国公司还需要进一步打破国外垄断,和国外公司一起研发原研药,一起享受研究成果。自行研制的难度非常大,除非在研发强度和效率方面重度投资,否则很难看到成效,弯道超车,基本不可能。

还有,药物研发也是一件极为长期的事业。以美国为例,里根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向癌症宣战”的口号,到克林顿时期,又大力扶植基因事业发展,直到奥巴马政府也还在延伸精准医疗的思路。通常来说,药物的研发周期是10年,这一点和芯片非常类似,如果不赶紧研究,未来还将受制于人。

记者 / 苑晶

编辑 / 周文猛

来源 / 投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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