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忠:医生放手一搏的背后,是患者的信任

摘要:医学天然就是一门有遗憾的科学,当遇到极其复杂疑难病症之时,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与风险相伴。

长眠在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是人,不是神,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治愈所有患者。虽然如此,绝大多数医生都在追求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期治愈更多患者。但医学天然就是一门有遗憾的科学,当遇到极其复杂疑难病症之时,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与风险相伴,在这种时刻,医生最需要的就是患者的信任。

作者丨中华整形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郭树忠

十几年前,昆明的一位同道陪我去云南的德宏州——一个很偏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旅游。事先我们联系到了当地医院的一个骨科主任,请他帮我们安排在当地的行程。但当我抵达德宏时,他正在忙着准备上一台截肢手术。

那时候我在云南的同行中已经有一些名气了,因为那个即将被截肢的病人是这个骨科主任的亲戚,所以他在最后时刻想到了我,想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助他的亲戚把脚保住。

他当时很无奈地对我说:“郭教授,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不截肢,伤口就长不上,一直换药的话农民家庭也承受不起。可如果截了,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劳动了。您能不能给会诊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把他的脚保下来。”

我原本是要去旅游的,他这么一提,出于医生的责任心,我说那去看看。

患者是当地的一个农民,30多岁,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因为一起车祸,车轮从他的脚背上碾了过去,一只脚背上所有的皮肉全没了,骨头外露。按照当地医院的技术水平,要想避免继发感染,保住患者的命,这只脚只能截掉。

这个患者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其实并不算很复杂,如果是在西安我原先工作的医院,我有很大的把握可以保住这只脚。

但这是一个地处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医院,医疗条件特别差,手术必要的软硬件条件都没有,我对于要不要做这个手术非常犹豫。而患者家属知道我有可能帮忙把脚保住,非常激动,再三提出让我来试一试,他们表示做不成功再截肢也不迟。

对于我来说,我是来旅游的,并不是这里的医生,这个患者也不在我的责任范围,我完全可以拒绝。更何况在这种就医环境下,做这个手术是要冒险的。可是,我深知一只脚对于一个农民和他的家庭来说有多么重要。

这个手术的方法是从患者背上取一块带血管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医学上叫游离皮瓣),转移到脚上,将脚背的伤口补起来,方法已经很成熟,我平时做这样的手术把握也比较大。但是做这个手术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需要显微镜。这属于显微外科,因为血管只有一两个毫米,我必须把血管吻合、接通。第二,我需要一个助手,显微外科手术一个人做是很难的,而且对于医生的技术要求很高,需要特别稳的操作,手稍微一动,在显微镜下就已经偏移很远了。这类似于在米粒上雕字的技术,虽然我可以控制很好,但如果助手的线牵不好,手术也是没法做的。

这个骨科主任当时就对我说:“教授,这个容易,我这儿有一个医生在上海进修过,上过一些断指再植的手术,可以当您的助手。”

我说好,人的问题解决了,再去看显微镜。

我看到的显微镜,上面全是灰尘,锈迹斑斑。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显微镜不是整形外科用的,而是眼科用的。如果助手和我同台手术的话,我们需要对面操作,需要的是180度的显微镜,助手牵拉,我缝血管。但这个显微镜的主刀与助手镜头是90度,无法实现两人同步操作。而最让我感到绝望的是镜头下的视野很模糊,这是一台老掉牙的国产眼科用显微镜。

看到这个显微镜的一瞬间,我就明确地知道,如果我要做这个手术,意味着没有助手,“孤军奋战”,并且是用最差的显微镜做手术。

手术的器械也非常差,很大一部分都经久未用,生了锈,而且是从其他科室东拼西凑凑来的。

没有助手,眼科的一台老旧的显微镜,器械很差,就是我当时面临的状况。

我当时在想:这不就像是战地医院吗,我的身份就是军医,现在是在战场上,就只有这个条件。这只脚已经准备截了,家属也签字同意了,虽然手术条件差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我成功了,把他的脚给救回来,这该多好!

抱着这样的念头,我上了手术台。


​背上取皮瓣对于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很容易,取了皮瓣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始缝血管,一条动脉两条静脉,一共三条血管,每条血管要缝合十余针,要把一个多毫米的血管都缝通皮瓣才能成活。一个人在一台破旧的显微镜下操作,手术器械又不顺手,那种感觉真是糟糕透顶了。好在术前家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死马当活马医”,并在病人的眼神里看到了对我的无限期望。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手术竟然做成功了,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偏僻的卫生院里救了一个人的一只脚。

患者的家属非常高兴,骨科主任也很激动,因为这个自治州还从没有开展过这种手术,等于说因为我的这次“旅游”,这个州有了第一台成功的显微外科手术。

我走的时候,骨科主任给我写了封感谢信,他后来拿着这台手术的案例在州上报了一个科技进步奖。

我决定做这台手术,是出于医生的一种天然的责任心。遇到这种情况,就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去帮患者一把。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举手之劳,五六个小时,我可以出去看风景,我也可以把时间用在手术室里。但我的一个简单选择,却能给患者以及其家庭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责任心之外,另外一个让我义无反顾去做这台手术的原因,是患者及家属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与支持。


虽然我平时做显微外科血管接通的比率在97%~98%左右,在世界上已经算很高的了,但因为当时条件很恶劣,做这个手术之前,失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患者家属当时的态度是:“医生你尽最大努力去救一救,就算失败了,我们也不怪您。最坏的结果就是截肢,我们本来已经准备截了。”

这才是我轻松上阵,放手一搏的最大精神支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医生站在手术台前有100%的把握,我也做不到。

从业30多年,做了数万例的整形外科手术,我在耳再造领域的技术和经验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数得上的。偶尔也会有小耳患者的家长问我:“郭教授,你能不能保证手术100%成功?”这时就把我逼到了墙角,我说:“我没有办法保证,我是人,不是神,你可以做出选择。”

我希望患者明白的是,医学天然就是一门有遗憾的科学,医院里医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后依然没能把病人成功救回的事情很常见。但是如果医生不努力,那么患者只能是去面对最坏的结果。

社会要对医生有更加宽容的态度,要相信医生们是在努力地救死扶伤。《希波克拉底誓言》里告诫医生,要有道德、对病人要有人文关怀。但说到底这一切完全是医生发自内心,自主来决定的。

面对一台疑难复杂手术,所有的决定权在于医生自己,医生可以拒绝,也可以选择拼尽全力去搏一把。医生的勇气,除了来自于对医术的自信,更多的是来源于患者的信任和支持。对于我来说,在一次又一次的面对疑难复杂手术之时,正是患者的信任支撑着我选择了勇敢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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