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印度创业的中国记者的春节回乡手记

摘要:当资本跨境流动变成常态,中国科技企业变得更加国际化,中国媒体已被甩在浪潮之后。

腊月27,我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从印度班加罗尔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乡,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春节。

在键盘上敲打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过去三年的春节,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准备去旅行。

2015年春节前,规划去刚果(金)采访,因签证延误,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过一个焦躁的春节。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对着蓝宝石一样不真实的海面发呆时,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拿到去美国的奖学金。这是我“折腾史”的开端。

2016年春节,在华盛特区北郊一个叫银泉的小城,我给班上十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老师做了一顿“豪华”中餐。这是我频密的旅行里,难得的静谧时分。

最近的2017年春节, 我在印度。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买的火车上,还是停驻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记忆完全失焦。总之,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远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车,脱离了一个35岁的中国年轻人的“正常”轨道。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个比北京还拥堵的新兴城市,但我更愿意称那里为家。而江汉平原上的这个普通村庄,是家乡,更重要的意义,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非中国特色

在我们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好好读书,就可以像叔叔一样,去国外。”在不少场合,我被当着榜样,展示给我的侄儿侄女(嗯,还有侄孙)。在他们面前,我是个符号,代表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寄托着村里同龄人的单纯梦想,去远方,跳脱出当下生活的种种限制。

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国外也许并不是美国,还有可能是印度——一个由各种玩笑和蔑视组合起来的国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关。小时玩伴里,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毕业了。

“什么时候结婚?该结婚了!”在和乡邻碰面不得不打声招呼时,这些玩伴永远是最直白的。

我不时在朋友圈调侃家乡的催婚戏码。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随着阅历见长,我变得愈发从容。男性角色或许给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从全人类高度认识这个像“难民”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催婚还真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印度,这个“问题”同样令年轻人头疼。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记者,来自加尔各答,我在新加坡亚洲记者项目里的同学。

你父母催婚吗?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时,我问她。她说,就因为婚姻问题,她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选择和祖母住在一块。“和你不一样,我们女性身体里,成天有个闹钟在哒哒响呢。”

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压力大多落在女性头上(至于为什么不是男性,后面会解释)。

这次回乡,父母和姨妈似乎达成某种默契,催婚调门不再像村头的高音喇叭。临走时,父亲也只是旁敲侧击:“今年家里需要重新装修下吗?”

我不清楚,这是表弟表妹们不断洗脑的结果,还是乡村社会的进步。

印度父母和中国父母

到家当天,母亲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两条秋裤,说这是你姐给你买的。

从印度回国前,几番和她通电话,我们在“秋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路线之争。

在美国那年,我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忠诚的不穿秋裤主义者。母亲得知,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竟然不穿秋裤,她吓坏了。这两年,我们没为这个少吵,在她看来,“秋裤”维系健康,“婚姻”则是安身立命之处,一样都不可或缺。

自从我游历的国家越来越多,母亲对外国的印象越来越抽象,但也越来越具体。

在她眼中,外国分两类:必须穿秋裤的和不用穿秋裤的。美国是前一类,印度是后者。

无论在“秋裤”还是“婚姻”问题上,按照印度标准,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为什么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问题?主流价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广泛接受,包办婚姻至今大行其道。给自己儿子物色一个合适对象,更多被认为是父母的责任。

不止一次,我问班加罗尔的年轻司机们,你谈恋爱没?

回答没有。

那你不着急结婚吗?

司机笑笑,我母亲会给我找的。

如果说,印度司机宽容包办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观念还没开化。但印度精英阶层,在欧美留学过的海龟,同样不排斥包办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国的同班同学,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结婚,她专门赶回去。后来得知,她的弟媳是从印度相亲网站上找的。不过,他弟弟在德国工作,他父母经营着他的账号。

类似情况在印度十分普遍。中国城市的父母在相亲角里为子女举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据地则在相亲网站,紧盯电脑屏幕。

包办婚姻背后,也折射着家庭的权力结构。在家庭场域,印度父母比中国父母享有更多权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说话,就好像在通电话。说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当着面挂断了。长时间的独处和异国旅程,疏离感成了我个性中的新基因。一旦被浓烈的情感包围,我变得很不自在。

不过,春节期间,无论我起床,还是入睡时,母亲似乎永远在厨房忙碌。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里的新鲜蚕豆。四月份收割时,母亲把它们装在塑料瓶里,急冻,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齐,然后解冻,和浓烈的散装白酒一起下喉。

母亲做的家乡小吃,米团

在湖北老家,春节少不了藕。为了让我们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亲没有去市场买。去年,母亲下荷塘,从淤泥里挖出来几十斤。

母亲用她调制的食物和我对话,我们好像都习惯了这种对话方式——中国式的对话方式。

在地上打滚的人

和母亲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她已卧床四年多,精气日渐暗淡。每次离开她,我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回家的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她。

站在外婆床头,家长里短,我更自然。反之,和父母的沟通,似乎还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儿童吧。

1995年,我开始上初中,靠种十几亩水稻,家里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我以后的教育。

1990年代开始,农业税费开始在湖北急剧增长。同时,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开始大面积抛荒。这场系统性危机被学者温铁军称为“三农问题”,即所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湖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粮食生产主要依靠腹地江汉平原,家乡成为媒体解剖“三农问题”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头版。给总理上书的著名乡镇书记李昌平,和我来自同一个镇。

父母那时候出过最远的门,是省会武汉。母亲一个字不识,他们都不会说普通话。但是,1995年春节后,父母决定去深圳养鸭,自此,他们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虽然无法填补父母的角色, 他们成为青春期的在场者。外婆家离我家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无差别。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诉我,她想回自己家里过年,即使在女儿家住了这么久,她仍不习惯。但是,如果她能站起来回自己家过年,恐怕也会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经很淡。

在老家,只有两项乡俗未被抛弃:三十晚上,吃顿年夜饭;初一那天,给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几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员,在坟头上一起烧纸钱、放鞭炮。

这项仪式对我有特殊意义。那些新添的坟头,就像沉默之书,讲述家族里的变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刚过世。 去年9月,在他家门口,我见过他最后一面。他那时刚做完手术,手里摊着一本杂志。母亲说他脑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着问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家乡习俗,夜里要在锅里点一掌灯

他没有犹豫,答出我小名。但是,后面任凭我吼什么,他再没答一句话。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认出我。

2000年左右, 父母在深圳养鸭失败后,他们到湖南浏阳走街串巷收废品。大伯一家也干着同样的营生。有回,去他们家串门,远远的看到大伯拉着一满车废铜烂铁,正在上坡,身体几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则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这个情景令我震撼,2001年,我考上大学,多少与在浏阳受得刺激相关。父辈们在异乡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坟前,母亲在厨房里回忆,当年我去大学报到前,大伯还给我50元当路费。我不知道,这需要多少车废品才能换回来。这有对知识的尊重,也有对我的期望。

刚到班加罗尔时,在一家临街咖啡馆,我和远在美国的土耳其裔导师通过电话,她问我:你如何克服内心恐惧下这个决定到印度来的?

正月初一,上坟时,我在烧纸钱,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大伯母站在旁边,不知道是和我还是大伯说话,“一辈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滚打过来的。

她意思是说,大伯一辈子都在打滚求生。这也是我要传递给我导师的准确答案,因为我也是个在地上打滚的人。

阶层

大伯的丧事是父亲一手张罗的。他去世时,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在贵州和湖南。

父亲在村里当会计,春节前,为了几十块钱的排灌费,大堂哥到我家,和父亲起了争执,差点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轻,50出头,但还像年轻时一样莽撞冲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县里特警在夜间摸进我们村,大堂哥和十几位青年人被一网打尽,成为县里著名的“流氓团伙”,他们还因此上了《知音》杂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间的械斗仍很普遍。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们,无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风从不罢休。犯罪事实中的一条,因一起琐事,打到邻村,把对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们嚣张跋扈的去拆人家房子时,少不了我们这些跟者的“尾巴”。家里人一度非常担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尘。

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春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吹到村里,年轻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线上。

如今,在适应了城市节奏后,我的堂哥和同龄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区经营早餐店。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我的归属该和他们一样,在深圳或者厦门的街头卖早点。

其中的机缘,或者只能由命运解释。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书,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

这也只是我这样乡镇青年的矫情。

但从家乡出发,我没有上过学的母亲,扛着被褥行李去深圳养鸭;从家乡出发,我的兄弟们在深圳的工厂边摆起一个早餐铺子。从家乡出发,我不管是途经华盛顿,还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罗尔做一个要面向亚洲区域的科技媒体。这并无本质差异。

或许是因为来自中国最底层,我仍然不适应印度依然分明的等级制度。

帕拉维·艾亚尔曾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她曾撰写《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在书中,她写到一对在胡同里扫厕所的安徽夫妇。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觉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强烈的关联。在班加罗尔,如果你工资超过2500元人民币,就可以请得起一位佣人做饭、打扫卫生。因为他们的工资只有200到300元。

与中国保姆不同,印度佣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识。譬如,我们在聚餐时,曾多次邀请印度佣人和我们一起享用,但从未成功过。

在中国,当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许来自户籍制度,而在印度,仍与敏感的种姓问题有关。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两边,油菜花已经盛开,田间散落两层砖楼,像极老家的风景。

印度北方的农村

在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白天,我在小镇上的一间咖啡馆内工作,傍晚到菩提树下静坐。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麦加之于穆斯林。佛祖悟道的菩提树,依然枝繁叶茂。后来的佛教徒们,在树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树

立在摩訶菩提寺门口的一块碑铭,记录着佛祖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人是否成为婆罗门,唯一能决定的,乃他在世的行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刹帝利种姓,仅次于婆罗门。他在2000多年前就试图实行平等革命,而至今,这对印度底层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过吗

正月初三,离开老家去岳阳东站坐高铁,姐夫在开车,我和姐姐坐在后排。她问我:还在印度待多久?

无论在中国抑或印度,这是我遇到的最频繁的问题。我常犯难,因为口袋里并没有具体计划,某年某月离开印度。

但提问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背后隐藏着一致的假设:印度只是我的中转站,此地不宜久留。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国吧。

中国人对印度的盲目厌恶和优越感,则来自印度糟糕的卫生条件、时刻处于失控状态的交通状况以及骇人听闻的强奸案件。

中国和印度互为镜像。中国基础设施的进步确实令人震撼。即便我们老家偏僻的湖乡小村庄,自来水、公路已经通到每家每户。父亲说,今年村里会通上管道天然气。

而在班加罗尔,即便市区最繁忙的商业街HOSUR路,也是坑坑洼洼。别说管道天然气,我在班加罗尔的家里做饭,只能买液化石油气。而买一罐新气,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气站申请。

即便如此,每次在中国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的想回班加罗尔。

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印度受虐症。但,不得不说,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可以让在印度过得远比中国舒坦。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帕拉维·艾亚尔写道。

在印度生活一年,她给我的回馈远不止于此。

2017年是中印关系数十年的低谷。自去年6月中旬,两国军队在中国和不丹边界对峙,一直持续到8月底。近三个月时间里,甚至今年春节期间,仍有人不断问我:那段时间,有没有印度人打你?

我一直尝试解释,印度东北七邦的民众,属于蒙古人种。和我们长相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在大街上,很难分辨出你是印度人和中国人。

我没有解释的是,两国关系不在状态,但是我从未因中国人的身份,感受到普通印度人的敌意。

在洞朗对峙期间,我从班加罗尔机场去孟买出差,经过安检时,保安先是和我用日语打招呼,发现我是中国人后,硬是拽着我,要我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nihao”,教了他四五遍,才肯放过我。

在班加罗尔大街上,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和中国不一样,一旦出现类似状况,所有的人都会冲过去搭一把手。

这些在场的观察,捅穿了我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印度依然贫穷,但在一些方面,也值得中国尊重和学习。

在印度,我也重新开始打量中国。

两国关系紧张时,也未阻挡中国企业对印度的热情。当两国外交部宣布对峙结束,腾讯就公布了对印度最大电商Flipkart的投资计划。

阿里在印度的动作更早。Paytm号称印度“支付宝”,目前估值仅次于Flipkart,早在2015年,阿里就已注资Paytm。

不仅仅是阿里、腾讯这些巨无霸,今日头条、滴滴、美团均已进入印度。中国资本和企业在正重新塑造印度的创投格局。

而印度的创业企业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2017年11月,我在北京接待了印度最大的连锁茶饮企业Chai Point。我带着它的创始人Amuleek去参观了三里屯的喜茶店。我们三个人买了六杯茶,Amuleek还把喜茶的杯子带回印度去研究。

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印度、印尼和全球市场,在新兴市场掀起波澜。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却集体失语。

当资本跨境流动变成常态,中国科技企业变得更加国际化,中国媒体已被甩在浪潮之后。这造成中国和国外市场巨大的信息落差。在班加罗尔的一年,我清晰看到这个巨大的裂缝,这也构成我创业的基础。让外界了解的科技发展,同时,也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道理上,提供有价值的资讯。

回印度之前,我在面试一位印度记者时,给他写邮件说,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谈不上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要改变现状。

胡剑龙,前财经杂志和南方周末记者,美国汉弗莱学者(2015-2016)。2017年初,移居印度班加罗尔,后创办英文科技媒体The Passage,报道包括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的科创企业。

文 / 胡剑龙   来源 / Epoch非虚构故事(ID:epochstory2017)

本文为 品途商业评论(https://www.pintu360.com)转载作品,作者: 胡剑龙,责编:王通。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品途商业评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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