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非遗学研究者的历史足印|苑利专访(一)

摘要:面对岌岌可危的民族遗产,苑利敢于提出问题、善于分析问题,长于解决问题,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苑利,1958年出生,山东省齐河县人,民俗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分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民族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

苑利

21世纪初,苑利踏上研究非遗的路途。十余年里,他写下了《文化遗产报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民俗学与遗产学视域下的乡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前沿话题》等多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著,填补了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空白,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面对岌岌可危的民族遗产,苑利敢于提出问题、善于分析问题,长于解决问题,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前,苑利接受了文创资讯记者许文雅的专访,他重温了自己的非遗研究之路。从即日起,文创资讯将陆续推出“苑利专访”系列,向读者展示一位非遗学研究大家的学术思考。

我是怎样走上非遗研究之路的

一、西部大开发,让我意识到保护遗产的重要

1999年冬,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当时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觉得西部的很多好东西终于可以开发出来了。但作为文化人,我却是忧心忡忡。我担心的是,随着“东风西渐”,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肯定会遭受到强势的东部文化的冲击,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现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当时还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白庚胜同志。他听了我的陈述,也觉得确实有必要讨论一下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决定马上组织专家,召开一个专题学术研讨会。他问我:“会议起个什么名字呢?”我告诉他我已经想好,就叫《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吧。

商量好会议议程后,我前去友谊医院探望在那里住院已久的钟敬文先生。我把一周后举办的这个会议的情况向他老人家进行了汇报。老钟听后告诉我:“我随便弄个会都需要半年的时间,你们居然一周后就想开会?”我告诉他这么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没问题。毕业后留在北京,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北京的人才优势,随便找上二三十个人,就能举办起一个国家级的盛会。这一点我胸有成竹。果不其然,会议十分成功,各大媒体发出来的消息,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0年8月,文化部在青海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这也是一个为探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问题而举办的专题盛会。文化部领导点名让我列席,并在那次会上做了专题报告。在那次会议上,我提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要“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搞好这一资源大普查”的建议,同时,还提出了“原生态保护理念”。现在想想,当时的这些提法也还是比较前卫的。也许是这次发言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2002年10月,文化部准备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需要有人帮助他们设计总体规划时,文化部找到了我。这也是我第一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缘。

二、制定规划,让我知道了迈出国门的重要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到了2002年年底,规划出笼了。现在想想看,问题着实不少。譬如,整个规划的运作方式仍未摆脱《中国民族民间十套集成志书》的影响——组织学者,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通过普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合集出版,同时,征集与非遗有关的实物,为非遗博物馆的建立积攒家底……当然,在这个规划中,我也注意到了传承人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到了建立传承人激励机制等问题。

这个规划整整做了三个月,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到底什么是非遗,为什么保护非遗?怎么保护?我并不十分清楚。事关重大。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把握好这一机遇,自己就很可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成为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自己也有犹豫的一面。毕竟自己在民俗学方面已经小有建树。如果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地,步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呢?是干干巴巴的政策研究?是屁股决定脑袋官场法则?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民族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最好的东西,而当下,正遭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如果不加以及时保护,这些遗产很快便会消失殆尽!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真的应该把握好这一契机,让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说干就干,我为自己规划好了自己的行动路线:第一步,向韩国和日本提出出国进修申请,去日本或是韩国这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学习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我在申请书上这样写道:我们马上就要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但老实说我们并不太懂,故希望能通过访学的方式把你们的成功经验介绍给中国。也许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件事儿的重大,很快,我便收到了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回函:希望我能过去,并提供种种赞助。但我肯定不能同时去两个国家吧。因为我前几年刚刚去过韩国,对韩国比较熟悉,同时,我的两个师弟在韩国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他们帮助,工作会比较顺利,就这样,最后,我选择了韩国。

三、只身赴韩,让我知道了“他山之石”的重要

2003年,我如愿飞往韩国。这次接待我的是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第一次赴韩,我住在大学路的国际会馆。因为这里住了许多中国人,很难练到韩语。这次,我决定住到韩国老乡家,一是体验韩国百姓的生活,同时也想巩固一下前几年在梨花女大语学堂学到的韩语。

在韩国,给学生们准备的民宿都很小。费了很大周折,最后才在延世大学附近的延禧洞,找到了一处民宿。这个院子是个二层小楼。我住的一层房间很大,开窗也很大。打开窗户,窗外便是一个小花园。房子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负责我生活起居的是一个勤快的阿姨。这样的环境在汉城是很难找到的。

在韩国,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文化遗产学》初稿。就在考虑让谁给我作序的时候,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只见阿姨站在院子二楼台阶的转角处冲着我喊,这是让我上去吃饭。午饭很简单,前后用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那天汉城正在刮沙尘暴,下楼时,我发现窗户上满是灰尘,便拿起水管冲了起来。我有午睡习惯,但正当我要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桌子上少了些什么。少了什么呢?前思后想,我突然发现摆在桌子上的那台IBM手提电脑不见了。

这使我大吃一惊。电脑丢不丢倒也无所谓,关键是我花了8个月辛辛苦苦写成的那部书稿,那部书稿很可能会关系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回想起来,那时的人们还很少有拷贝的习惯。电脑一丢,那22万字的书稿中,除已寄回国内用于发表的4万字外,一切归零。

我赶紧报警。40多分钟后,警察懒洋洋地赶到,问了问情况后告诉我只能等消息。看他们无动于衷的样子,我知道指望他们肯定没戏。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在汉城警视厅任职的华侨。我赶紧给他打电话,并告诉了他这本书的重要。他的回话很简约:“放心,警察会在7分钟内赶到。”牛皮真不是吹的,没等多久,两辆警车闪着警灯,开着警笛呼啸而至。下了车的警察在短暂的问询后,马上开始现场勘察。当他们发现我的窗户已经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便回头问我:“这窗户是你发现电脑丢失之前冲刷的呢?还是在发现电脑丢失之后冲刷的呢?”我告诉他当然是前者。警察在窗户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枚指纹。他告诉我:“这是手套的印记,盗徒很可能是带着手套开窗作案的。”最后,他在鼠标插头处找到了四分之一枚手印。至于这手印是我的,还是盗徒的,分析之后才能知道。他告诉我,剩下的只有等待。

苑利学术著作

警车走了,一切归于安寂。我告诉阿姨,最近赶稿子太累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不要打扰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电脑丢失的情况,便死死地睡了过去。这几天,除了阿姨叫我吃饭,每天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苦等了20多天,依然没有消息。不能再等。我决定重买电脑,开始新的征程。时间紧迫,我与爱人商量这次两个人一起写。四个月后,一本新书——《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申请结项。又花了一段时间的修改,2005年这本新书在北京面世,这也是当时中国出版的最早一部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术专著。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己真正走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之路。

有个老者曾经告诉我,一个人的学习所得,其实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会体现在自己刚刚出版的专著中。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有道理。说真的,我在韩国的一年所学到的远远不止我书中所阐述的那些。譬如回国后,我陆陆续续提出的非遗保护十原则中的以人为本原则、原生态保护原则、活态保护原则、濒危遗产优先保护原则,以及介绍的国际社会非遗保护组织建构模式(专家委员会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法律建构模式、资金运作模式、非遗审批申报模式、后继人才选拔模式、传承人补助金发放模式等,都与我在韩国学习的日子里,努力发掘日韩等非遗保护先进国之非遗保护经验有关。

采访 | 文创资讯记者 许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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