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软件能像支付宝一样成功“转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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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火爆的打车软件此前在多个城市被行政叫停。有人持乐观态度,以支付宝做比,认为支付宝当年也遭遇到行政风险,但最终却挺过来了,拿到了牌照。支付宝成功“转正”的好运,能延续到打车软件上吗? 打车软件和支付宝面临的商业博弈局面完全不同。从企业边界理论分析,支付宝与淘宝紧密结合产生的优势是银行没有的,也就是说,支付宝的业务本身就在银行市场范围之外,银行无法把支付宝纳入自己的企业内部;而对于打车软件来说,出租车公司是否选择将这一块业务外包取决于企业边界变化后产生的利润如何分配,作为一个垄断行业,出租车公司可以通过简单模仿获得打车软件的利润,打车软件想从中获利就是与虎谋皮。 目前司机使用打车软件的动力,主要是因为加价功能,以及司机可挑选乘客,这增加了司机的收益,同时,不可否认,也提高了市场效率。但是,这却使议价、拒载由明变暗,扰乱了正常的价格体系,违反了《客运出租车管理条例》,必然会引来交管部门的干涉———最核心的竞争力,同时也成为了招来行政禁令的原因。 对此,有人比较乐观,以支付宝做比,认为支付宝当年也遭遇到行政风险,但最终却挺过来了,拿到了牌照。的确,打车软件和支付宝有类似的地方。如果当年银监会一声令下,不准各个银行与支付宝合作,那么,支付宝的推广显然非常困难。 支付宝成功“转正”的好运,能延续到打车软件上吗? 笔者认为,支付宝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和银行的合作,而在于和淘宝的紧密捆绑。支付宝在淘宝中起到的作用是改变博弈模式,使消费者先支付变成了收到货品之后再支付,获得更大的保障。在当年的信誉蛮荒之地上,正因为支付宝被信誉制度带来的改善满足了新潮消费者网上购物寻求保障的强烈需求,其生命力非常旺盛。即使银行卡无法支付,马云也可通过建立其他渠道来完成这个功能,比如和全国连锁型的超市合作,比如和电信企业合作。实际上,支付宝的确和一些连锁超市开展过合作。此外,通过与物流行业合作,淘宝与天猫也能做到货到付款,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支付方式。 支付宝与淘宝的紧密结合产生的优势是银行没有的。换句话讲,支付宝的业务本身就在银行市场范围之外,银行无法把支付宝纳入自己的企业内部。更何况,相比出租车市场,银行之间的竞争,特别在发行银行卡、信用卡这一块,非常激烈。在当时来看,支持支付宝显然是一个新颖、实用的卖点。 这也就是说,如果银监会下禁令,不但不容易得到银行们的支持,而且,即使严格执行,会极大地延缓、阻碍支付宝的发展,但却无法彻底毁灭它。 高层级的商业博弈的特点在于,其博弈是建立在理性、知识、分析之上的,博弈的信息并非是不完全的,不管是竞争者还是合作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结果,这又会反过来影响结果。如果影响是正反馈,则更大概率地导致结果的发生。显然,在银行与支付宝的竞争与合作中,正是基于这些结果,银行选择了支持支付宝。 这一切和打车软件截然不同。 从其功能来看,打车软件使司机可以根据需求位置、行驶距离、加价幅度来决定是否接单,在本质上是提供了一种更先进的调度、匹配服务,并且通过这种服务增加了乘客的利益,自己也从中获利。这就等于打车软件让出租车公司把这部分企业功能外包给了自己。这也就是说,打车软件发现了一个处于企业内部的商机,并把它变为了一个外部的市场。 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决定企业边界的理论,当某个环节的交易成本在企业外部小于企业内部的时候,企业就会把这部分外包出去。但是,企业外包服务的最终动力来自企业边界变化后产生的利润如何分配。 打车软件只是发现了如何通过新技术把垄断下的市场效率损失转变为消费者福利和司机福利的办法,通过赋予了司机议价、选择能力使司机可以获取溢价,并带来自己的生存。当然,这增进了市场效率,但其大前提是垄断的存在。因为司机获取溢价的能力本质上不来自于打车软件,而是来自垄断下的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管制者和垄断者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垄断行业,出租车公司会倾向于沿业务链扩张,而且打车软件在技术上并不存在很大门槛,所以,出租车公司可以通过简单模仿获得打车软件的利润。所以,只要垄断存在,打车软件想从中获利就是与虎谋皮。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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